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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5, 2017

福地福人
2017年5月5日《信報》
劉健威 <此時此刻>

在潮州老城參觀了饒宗頤學術館。

好豪氣的一座學術館,傳統中式建築,樓高兩層,還有園林亭台;是在饒公故家舊址重建的。

館內展示了饒公畢生學術成就,包括了四十個「第一」——在不同學術領域上的開創性。更親切的是讀到饒公的書畫,那畢竟是直接的藝術接觸。

有熟悉,也有陌生的感覺。熟悉,因我是饒公的不肖學生,念研究院時,因為大家都住跑馬地,有兩三年之長,饒公天天坐我的車子回中大,無所不談;陌生的是,我不是做學問的料子,對饒公涉獵的許多學術領域並不熟悉。

但印象深刻的是,饒公認為,沒有香港,就沒有今天的他:一九三八至三九年間,饒公受聘廣州中山大學,只是其時廣州淪陷,中山大學遷往雲南澄江,饒公繞道前往,但在香港得病滯留;哪知因病得福——獲王雲五邀請參與《中山大辭典》編纂;又應葉公綽邀,參與《全清詞鈔》的編輯工作,由是博覽群籍,眼界大開;饒公自是成為「香港人」,其後赴日本、印度、歐洲、美國、新加坡……講學,成為國際知名學者。假如饒公不是居留香港,其後數十年,他也像大部分中國學者,被政治環境折騰,人身眼界侷促於一隅,蹉跎歲月,枉費才學——我現在所居,是學者陳寅恪留港舊址,他的遭遇就是例子——他通曉二十多國文字,是清華大學四大導師之一;晚年任教廣州中山大學,雙目失明仍然捱批捱鬥,遂發出「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的哀號。

相對而言,饒公福氣——自由研究學術,又得到肯定,在不同城市都有向他致敬的學術館。香港成就了饒公,饒公也成就了香港——誰敢說香港沒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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