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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回到塵埃未落時──訪樊善標 - 樊善標(作者提供) 樊善標(作者提供) 《真亦幻》 樊善標是我讀中大中文系時的老師,平時叫他樊生,他去年在中大提前退休。兩個月前,見山書店幫他出版了《真亦幻》,副題「香港散文及非虛構寫作探析」,核心是散文等非虛構的文類中,能否、如何、為何虛構的問題,以此穿起他多年來的香港文學史研究,觸及冷戰期間香港左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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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weeks ago
  • March 2024 Patreon round-up: EXCLUSIVE - May December + ADVANCE - TWIN PEAKS Character Series entry - Although as you read this the ceremony is now several weeks in the past, at the time of writing I've just watched the Academy Awards last night. Though m...
    3 weeks ago
  • Pause (接收與反應之間) - 一個人智慧有多少,就視乎他接收訊息與作出反應之間的距離。 當朋友和你說,她老公如何如何虐待她,你會否立即叫她離婚?還是會先問清楚事情發生的經過,甚至認為要先聽取他老公那個版本的故事,才決定幫你的朋友? 當另一部門投訴你的下屬時,你會否立即想裁掉你的下屬,還是會先聽取下屬的解釋?就算真的是下屬犯錯,你會否想想...
    4 weeks ago
  • Live Q & A with David Harvey & Miguel Robles-Durán - Join me and Miguel Robles-Durán for a live Q&A session tomorrow, Wednesday, January 10th at 2:00pm (EST). Support our Politics in Motion Patreon to submit ...
    3 months ago
  • 下坡的思維 - 當我們沿迎風坡而下時,風顯得大而勁了。我穿在許臂彎裡的手慣性的縮回而拉一下裙裾。陡然,我感到這種無意識動作的可 … 繼續閱讀 下坡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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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明仁:41年歷史《旅行家》成絕響 - 陳溢晃帶隊遊新界。 資深旅行家陳溢晃於1972年成立正剛旅行隊,半個世紀以來他每周都帶隊作本地遠足遊;1982年1月他創辦了《旅行家》雜誌,到今年已41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本土旅遊雜誌。遺憾的是,陳溢晃月前急病離世,正剛和《旅行家》恐怕要停辦了。 陳溢晃離世,是香港旅行界的損失。 *研究本地史的寶貴資料...
    5 months ago
  • 翻译:巴迪欧《真理的内在性》第二章四种有限类型的辩证法 - 第二节 辩证法 就某一类消极有限性而言,这绝不是一个将无限性与有限性相对立的问题。因为所有真正的力量最终都需要在有限记录(registre )中运算。问题在于,要假设出一种积极有限性,而这种有限性不会成为无限性的消极废值。 一、主要假设 既然如此,我提出以下假设:要想有真正的活动,要想让有限的东西...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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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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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years ago
  • 【藝術源於生活,但高於生活】 - ​ 【藝術源於生活,但高於生活】 脫口秀大會第四季的slogan「還是生活最幽默」,周奇墨決賽的段子顯示他對生活的敏銳觀察,加上深厚的表演經驗,更有第三季跌跌撞撞的表現,殺君馬者道旁兒的網路磨難,讓他從線下小劇場到線上綜藝節目表演的交換舞台,更小心拿捏那條線。更難得的是笑果文化在打造激烈的脫口秀大會喜劇擂台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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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樹勛:馬吉〈臭屁〉的美感──兼讀其文集《時日悠悠》 - 馬吉文集《時日悠悠》,有一篇題為〈臭屁〉,全文如下: 兩口子睡在床上,意旺忽地在 …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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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寧遊記 - 我的藏書裡有二部古籍和西湖相關,一是《御覽西湖志纂》,一是《西湖志》。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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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照顧與創作 - 月前為谷淑美的攝影詩文集《流光.時黑》做了中文部分的編輯工作,實在因為是一種唇亡齒寒感。谷淑美的書,是關於她照顧年老患病的母親,過程中進而對母親生命、自己生命的發掘,轉化為攝影與文字創作。自己進入中年,身體開始變差,也進一步想到將來要照顧家人的責任,暗暗畏懼其龐大。於是,也就想通過進入谷淑美的歷程,讓自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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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烏蘭巴托的夜 - 《烏蘭巴托的夜》是首蒙古歌曲。蒙古的作曲家寫的,賈樟柯重新填了詞,左小祖咒改編,電影《世界》插曲(湖南台的字幕打錯了)。左小原版的就好聽,他少有的比較「正經」地演唱。譚版也不錯,大氣,聲情並茂。 左小改編演唱的《烏蘭巴托的夜》 賈樟柯電影片斷(趙濤演唱) 蒙古族樂隊杭蓋的版本 烏蘭巴托的夜 作詞:賈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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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years ago

Thursday, October 28, 2010

網絡時代的香港沙龍

年輕的媒體人杜婷,在香港為她所敬重的內地法律學者、「公盟」行動者許志永鼓呼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小小一次活動經由互聯網擴散,可以有這麼大的影響力;而這一次行動的模式,真的孕育出了此後一年,接連十四期,並仍在延續的系列沙龍。


她管這個實體在香港、映像在網絡的沙龍,叫Co-China(「我在中國」)。

零九年八月,中國知名NGO「公盟」遭遇整肅,發起人許志永被關押,在傳統媒體的失語中,從內地來港幾年的杜婷,在旺角一間蝸居在七樓的小書店「序言」,發起了一場公開討論:《無公義怎許志永?——公盟事件引發的網民行動》。

活動當天,小小的序言書室塞滿了人,有香港人,也有內地來港的學生;一台電腦在旁邊連線Twitter,加上「cochina」的關鍵詞標籤,實時 Twitter直播。成千上萬的內地網民關注並轉發了沙龍信息;而現場人們討論的熱烈,尤其是香港本地人的反應,也讓杜婷感到驚喜。

「其實經歷過天星、皇后、反高鐵幾次社會運動,香港人比以往更關注社會議題,尤其是中國問題,人人都知道,中國的問題已經是香港人不能逃避的。」杜婷說:「而對中國內地來說,香港本土正在發生的社會、政治變化,又是極好的一個參照系,只是許多人還沒意識到。」

公盟事件後,Co-China沒有結束,以平均每月一期的速度繼續辦了下去。沙龍請香港的梁文道、葉蔭聰和內地的許志永、北風、滕彪談《中國變革地圖裏的香港》;請長平、閭丘露薇和潘小濤談《兩地傳媒落差與公民社會》;請胡泳、宋以朗、楊恒均和朱大可談對話的可能性;請陳冠中談盛世,艾未未談行為藝術;香港反高鐵與跨境正義;施永青、許寶強談地產霸權下的香港與中國……每期議題都與香港與中國問題密切相關,講者常常來自兩地,暢所對話。

沙龍並不固定場地,每期內容預告通過網絡傳播,現場往往有四五十人參與討論。更多的討論發生在網絡上。每期沙龍,四五台電腦在最前面一字排開,蔚為壯觀。

「一台是做Twitter文字直播;一台有人負責把Twitter直播的內容,我們自己過濾掉敏感詞、或者轉換說法之後,發在新浪微博上;一台做音頻直播;一台做視頻直播;一般還有一台備用更新。」經由這每一個管道的數百至數千個訂閱與觀看,每期Co-China至少有千人以上在線觀看與轉發。「Twitter的提問、視頻轉播的留言,都可能成為我們在現場拋向講者的問題。這種互動很好,常常兩個小時的直播下來,我們的Twitter帳號就增加二百個Followers。」

儘管沙龍沒有資金來源,全靠二十多個志願者支持,每期的場地也靠友好單位提供,但互聯網似乎讓一切困難都值得了。實體很小,世界很大,Co-China踐行著另一種沙龍的可能性。(張潔平)■

上海讀品沙龍靜水流深

在上海徐家匯一家人滿為患的星巴克,三十歲的博士研究生梁捷皺著眉頭說,這城市太浮華太拜金,越來越像一個「文化沙漠」。


作為一個從小在里弄長大的上海本地人,梁捷的話像是「愛之深、責之切」,他說:「有才華的人在這個城市都變成白領、房奴,人們談論的只是房子、車子、錢、錢、錢。思想讓位給生存現實,沒有人關心公共議題。」

他和朋友們一起成立「讀品」,用他們的話說,像是在「沙漠裏養大一顆小苗」。

「讀品」是一個純公益性的組織,在上海知識圈裏小有名氣。他們出品讀書類電子雜誌,有網絡小組,二零零七年開始做實體沙龍。

《讀品》雜誌的主編周鳴之這樣解釋他們辦沙龍的初衷:「我們想營造一種公共空間,這在上海非常非常少。我們希望讓普通讀者有機會參與進來,與學者、作家交換想法,讓有深度的問題在消費主義的文化中有表達的機會。」

讀品沙龍的第一個系列有個詩意的名字,叫「今天,我們讀書」。他們與上海地標性的民營書店季風書園合作,第一期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季風的咖啡廊開張。梁捷是沙龍的第一任主講,討論的題目是《空間的記憶》。

梁捷說,第一次做沙龍,沒想到,小小的咖啡廊竟然真的滿座,而且有人站著聽完全場。沙龍就這樣一發不可收拾地延續下去,關注的議題從「身份認同」到「經濟學帝國主義」,從「哈貝馬斯」到「中國農民工調查」,從「高等教育」到「近代中國背後的蘇聯因素」,從「怪力亂神的中國人想像世界」到「世博會什麼是更好的城市」;在「今天,我們讀書」系列之外,還開拓了「三農問題」、「關注香港」、 「鏡像歐洲」、「寫作現場」、「世界眼」五個系列。二零零七年至今,讀品共舉辦了七十一場沙龍。

沙龍並沒經費來源,季風書店老板嚴博非看重與這群年輕人的志趣相投,每期沙龍免費借用場地給他們;上海學者樂於享有發聲與討論的公共空間,外地乃至外國的學者、作家、年輕人則利用他們過路上海的契機,力邀做客沙龍——零成本,同時也幾乎零花費的純思想沙龍,就此開花結果。

「讀品」之前,上海並無類似的公眾思想性沙龍;「讀品」之後,沙龍在上海也小小形成了一股風潮,相似的後起者,有「外灘論壇」「書城沙龍」等等。

周鳴之說,上海沙龍無法與北京的「熱鬧」相比,感慨於北京沙龍話題的豐富與言談空間,但同時也感受到北京文化裏的那股子「江湖氣」:「有些時候就是流於熱鬧了,可能是有很多競爭者的原因,急於弄出點聲響來,形式大於內容,真正的討論,其實不夠深入。」

京滬沙龍之別

常年混跡在京滬兩地沙龍的文化記者曾有一個妙趣的比喻:北京沙龍列席之人,言談激烈,彷彿一群受傷的狼互相舔舐傷口;而滬上文人墨客交流起來矜持含蓄,彷彿一群精明的刺汢,在分享的同時停留在安全的境地。(張潔平)

上海讀品沙龍靜水流深

在上海徐家匯一家人滿為患的星巴克,三十歲的博士研究生梁捷皺著眉頭說,這城市太浮華太拜金,越來越像一個「文化沙漠」。


作為一個從小在里弄長大的上海本地人,梁捷的話像是「愛之深、責之切」,他說:「有才華的人在這個城市都變成白領、房奴,人們談論的只是房子、車子、錢、錢、錢。思想讓位給生存現實,沒有人關心公共議題。」

他和朋友們一起成立「讀品」,用他們的話說,像是在「沙漠裏養大一顆小苗」。

「讀品」是一個純公益性的組織,在上海知識圈裏小有名氣。他們出品讀書類電子雜誌,有網絡小組,二零零七年開始做實體沙龍。

《讀品》雜誌的主編周鳴之這樣解釋他們辦沙龍的初衷:「我們想營造一種公共空間,這在上海非常非常少。我們希望讓普通讀者有機會參與進來,與學者、作家交換想法,讓有深度的問題在消費主義的文化中有表達的機會。」

讀品沙龍的第一個系列有個詩意的名字,叫「今天,我們讀書」。他們與上海地標性的民營書店季風書園合作,第一期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季風的咖啡廊開張。梁捷是沙龍的第一任主講,討論的題目是《空間的記憶》。

梁捷說,第一次做沙龍,沒想到,小小的咖啡廊竟然真的滿座,而且有人站著聽完全場。沙龍就這樣一發不可收拾地延續下去,關注的議題從「身份認同」到「經濟學帝國主義」,從「哈貝馬斯」到「中國農民工調查」,從「高等教育」到「近代中國背後的蘇聯因素」,從「怪力亂神的中國人想像世界」到「世博會什麼是更好的城市」;在「今天,我們讀書」系列之外,還開拓了「三農問題」、「關注香港」、 「鏡像歐洲」、「寫作現場」、「世界眼」五個系列。二零零七年至今,讀品共舉辦了七十一場沙龍。

沙龍並沒經費來源,季風書店老板嚴博非看重與這群年輕人的志趣相投,每期沙龍免費借用場地給他們;上海學者樂於享有發聲與討論的公共空間,外地乃至外國的學者、作家、年輕人則利用他們過路上海的契機,力邀做客沙龍——零成本,同時也幾乎零花費的純思想沙龍,就此開花結果。

「讀品」之前,上海並無類似的公眾思想性沙龍;「讀品」之後,沙龍在上海也小小形成了一股風潮,相似的後起者,有「外灘論壇」「書城沙龍」等等。

周鳴之說,上海沙龍無法與北京的「熱鬧」相比,感慨於北京沙龍話題的豐富與言談空間,但同時也感受到北京文化裏的那股子「江湖氣」:「有些時候就是流於熱鬧了,可能是有很多競爭者的原因,急於弄出點聲響來,形式大於內容,真正的討論,其實不夠深入。」

京滬沙龍之別

常年混跡在京滬兩地沙龍的文化記者曾有一個妙趣的比喻:北京沙龍列席之人,言談激烈,彷彿一群受傷的狼互相舔舐傷口;而滬上文人墨客交流起來矜持含蓄,彷彿一群精明的刺汢,在分享的同時停留在安全的境地。(張潔平)

上海讀品沙龍靜水流深

在上海徐家匯一家人滿為患的星巴克,三十歲的博士研究生梁捷皺著眉頭說,這城市太浮華太拜金,越來越像一個「文化沙漠」。


作為一個從小在里弄長大的上海本地人,梁捷的話像是「愛之深、責之切」,他說:「有才華的人在這個城市都變成白領、房奴,人們談論的只是房子、車子、錢、錢、錢。思想讓位給生存現實,沒有人關心公共議題。」

他和朋友們一起成立「讀品」,用他們的話說,像是在「沙漠裏養大一顆小苗」。

「讀品」是一個純公益性的組織,在上海知識圈裏小有名氣。他們出品讀書類電子雜誌,有網絡小組,二零零七年開始做實體沙龍。

《讀品》雜誌的主編周鳴之這樣解釋他們辦沙龍的初衷:「我們想營造一種公共空間,這在上海非常非常少。我們希望讓普通讀者有機會參與進來,與學者、作家交換想法,讓有深度的問題在消費主義的文化中有表達的機會。」

讀品沙龍的第一個系列有個詩意的名字,叫「今天,我們讀書」。他們與上海地標性的民營書店季風書園合作,第一期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季風的咖啡廊開張。梁捷是沙龍的第一任主講,討論的題目是《空間的記憶》。

梁捷說,第一次做沙龍,沒想到,小小的咖啡廊竟然真的滿座,而且有人站著聽完全場。沙龍就這樣一發不可收拾地延續下去,關注的議題從「身份認同」到「經濟學帝國主義」,從「哈貝馬斯」到「中國農民工調查」,從「高等教育」到「近代中國背後的蘇聯因素」,從「怪力亂神的中國人想像世界」到「世博會什麼是更好的城市」;在「今天,我們讀書」系列之外,還開拓了「三農問題」、「關注香港」、 「鏡像歐洲」、「寫作現場」、「世界眼」五個系列。二零零七年至今,讀品共舉辦了七十一場沙龍。

沙龍並沒經費來源,季風書店老板嚴博非看重與這群年輕人的志趣相投,每期沙龍免費借用場地給他們;上海學者樂於享有發聲與討論的公共空間,外地乃至外國的學者、作家、年輕人則利用他們過路上海的契機,力邀做客沙龍——零成本,同時也幾乎零花費的純思想沙龍,就此開花結果。

「讀品」之前,上海並無類似的公眾思想性沙龍;「讀品」之後,沙龍在上海也小小形成了一股風潮,相似的後起者,有「外灘論壇」「書城沙龍」等等。

周鳴之說,上海沙龍無法與北京的「熱鬧」相比,感慨於北京沙龍話題的豐富與言談空間,但同時也感受到北京文化裏的那股子「江湖氣」:「有些時候就是流於熱鬧了,可能是有很多競爭者的原因,急於弄出點聲響來,形式大於內容,真正的討論,其實不夠深入。」

京滬沙龍之別

常年混跡在京滬兩地沙龍的文化記者曾有一個妙趣的比喻:北京沙龍列席之人,言談激烈,彷彿一群受傷的狼互相舔舐傷口;而滬上文人墨客交流起來矜持含蓄,彷彿一群精明的刺汢,在分享的同時停留在安全的境地。(張潔平)

中國沙龍熱潮推動公民社會啟蒙 .張潔平

中國悄然興起沙龍熱,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 China、序言書室等,講題從社會改革到個人生活,常有突破性大膽言論,因此一些沙龍被當局監控,但雙方能達成默契。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成為最關注話題,推動公共領域的公民內部對話,為中國正在成長的公民社會啟蒙。


週日下午,小書店的二樓擠滿了人,有的座位擠了兩三個人,更多人在書店預置的座位後一排一排站著,甚至整個樓梯都坐滿人,遲到的人連樓都上不去,只能在一樓購書區倚牆站著,仰頭聽樓上傳來的麥克風聲音。

大部分人會一直這樣站兩個多小時,而且每週如此。

這裏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單向街書店,每週末的「單向街沙龍」都如此這般,吸引了一兩百人來聽並且討論。從二零零六年書店成立至今,已經舉行了五百多場沙龍。沙龍策劃人小武說,之所以「單向街」稱為「沙龍」而不是「講座」,因為「這並不是課堂或說教,我們希望所有人都平等,可以公開討論」。

正在進行的是青年學者、作家熊培雲和日本留學生加藤嘉一展開的一個無比宏大的話題:「個人如何改造社會?」在半小時左右的演講過後,近兩個小時開放給現場,講者與聽眾展開熱烈討論,甚至爭論。熊培雲說,比面對社會更重要的是面對內心。立刻有女觀眾站起來反駁,她用悲傷的語調說這是怯懦,說你怎麼能眼看社會上那些不平事發生而無所作為。熊培雲又說,改造世界,只能從改造自己開始,「心中沒有敵人,只有想救濟的人」。另一名男觀眾站起來支持熊培雲。然後話題繼續,更多人開始講述他們的個人經歷,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憂心忡忡。有人說上訪,有人說政治改革,還有人說自己從小到大「被改造」的經歷。

單向街的大部分聽者是八零年代生的年輕人,主持人現場統計,一半是在讀的大學生。也有中年人,頭髮已經花白了的婦人,坐在樓梯上埋頭認真地做筆記。

在外資銀行工作的沈雯也在現場,用她的話說,畢業了多年,她想來感受下這個「理想主義的氣場」,「我起初不覺得這個話題有意思,因為我覺得問題太大,沒有答案。但這裏的氣場很感動我,很溫暖,這樣的討論,讓我想起很多已經忘記了的話,或者平時根本不會去想的問題」。

沙龍成公民啟蒙課堂

並不只有一個「單向街」。

它只是京城每週都在進行的百餘場大大小小的沙龍的其中之一。

若把地圖再拉大一點,它是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杭州、香港等地日益興起的沙龍文化的一個小小地標。而這樣的地標,近年增加的速度,彷彿遍地開花。

每到週末,總有七八場以公民話題為主的沙龍同一個時刻在京城的各個角落進行,每場的聽眾都在百人左右;還有至少七八個咖啡館,同時在進行各類紀錄片的放映和討論;除了社會議題之外,讀書會、星座、靈修、科技、辦公室政治……舉辦更多生活化的公開沙龍,也成了咖啡館時下最時髦的選擇。

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沙龍,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China論壇、序言書室,都已經是各地小有名氣的民間沙龍地標。

前幾年中國曾風行「大講堂」,從「嶺南大講堂」到「燕山大講堂」,一般是媒體主辦,邀請知名學者,就公共議題公開向社會講座,一個講堂下來,聽者數百上千人,早已漸成品牌。「大講堂」仍在繼續,而如今,從「大講堂」到「小沙龍」,一種更豐富、更開放的公共話語空間也在社會深處抽枝發芽。

在媒體人郭玉潔看來,這樣百餘人積少成多的民間沙龍,無論是關注社會的宏大議題,還是關注個體的幸福生活,只要是自由、獨立、各自為自己的觀點負責任的討論,都是在為公民社會的形成貢獻薄力。

單向街的小武覺得「沙龍」相比「講堂」,最重要的意義在「平等」,「沒有講者高高在上,大家都是抱著討論的心態來的」。

國人最需要學習對話

而最老牌的書店沙龍、「三味書屋」的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則認為,辦了近二十年沙龍,從一直以來的孤身上路,到近幾年的氣候生成,這裏最難得的精神氣質就是「對話」:「在我們這個公共交流平台上,不是提倡一種聲音壓倒另外一種聲音,而是要讓所有聲音都發出來。對話,這是中國人最需要學習的。」

創辦於一九八八年五月的三味書屋在中國的民營書店裏輩分極高,兩位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是老派知識分子,一九九二年在書店二樓開了茶室以後,就領風氣之先地辦起了講座沙龍。與單向街不同,這裏的聽眾多是三十到五十歲,職業分布廣泛。

三味書屋演講時間是一個小時,討論時間是一個半小時,演講不可長,討論不可短,因為話題常常關注底層社會、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書屋常被看作「自由派」的民間陣地,也常引起激烈爭論,不同意見者面對面就辯論得面紅耳赤。

法律學者蕭瀚上週在書屋講「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強調除了上層改革,民間必須要做好準備:「沒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沒有意義。」聽眾問:公民社會倒逼改革的力量源泉來自哪裏?蕭瀚說:「言論自由,而現在正是迫使政權改革的最好時機。」緊接著,就有一位激進的聽眾站起來,高喊對政權和知識分子同樣失望,認為知識分子是走狗,如蕭瀚這樣的溫和縱容了政府的腐敗;蕭瀚耐心解釋,為什麼要溫和改良,而不是走上街頭激進革命,話音剛起又被中年人打斷,說他感到絕望,大聲質問大家「怎麼還能忍下去」……

動人的狀況是,蕭瀚還未反駁,現場的李世強也還未及勸說中年人安靜,更多的聽眾已經自覺與激進者爭論起來:「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但你不應該隨便打斷別人的陳述。」「你可以先聽完,再討論。」

在現場看著這一幕,激進者並未因為言論刺耳被趕出會場,其他人也並未因為其激烈態度而指責謾罵,「政治改革」這樣的深度敏感議題,討論的各方都克制而理性,書屋主人所期望的「公民對話」,氛圍果真漸漸形成。

在北京,不少外國人聽完單向街、三味書屋、風入松的沙龍,都會驚訝這種言論大膽的公開沙龍在中國出現。

作家野夫在單向街講「民間寫作」,提問卻幾乎全是關於溫家寶談政改,甚至有年輕觀眾站起來就問:「你怎麼看海外民運?」野夫猶豫了一下,笑著說:「我做過警察,我知道這下面一定坐著我的前同行。為了不給主辦方添麻煩,我想我就不要說太多……」但他仍然給出了他的觀點,一字一句,平穩地。

剛剛過去的十月二十五日,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三味書屋演講,書屋主人盡了最大的能力保證寬容度, 允許了有關劉曉波獲得和平獎的提問。洪博培最後說,全球領導者必定要承受各種批評,這是中國應該學習的,「今天,我們能在這裏進行談話太好了。能討論這個事情,就很好。我相信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到這一個階段的好的象徵」。

在洪博培到訪的一週前,原計劃在三味書屋講政治改革的辛子陵,因為受到國保的壓力,以及劉曉波事件的維穩氣氛影響,沒有成功出行。書屋沒有取消沙龍,而是請了法律學者蕭瀚替班,話題換成「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

書屋主人李世強說,這樣因話題敏感,臨時換人的情況偶有發生,但近年已經很少了。「這麼多年的爭取,我們的言論空間已經和負責看守我們的部門,達成一種默契。」三味書屋每期沙龍,都必定有警車在書店門外不遠不近處停著,現場的聽眾裏,會有隱藏身份的國保,但並不會發生現場干預討論的情況。「像辛子陵來講政改,書店這邊,國保部門最後已經對我們默許了,最後是辛老那邊,壓力太大,無法出行。」

李世強說他從不在乎現場有「耳朵」在聽,「我們要的就是公開討論,自由必須從每個人的心裏開始,什麼話都應該放在䒷面上來說」。常在三味聽講座的大學生常豐說:「最好『耳朵』們還能跟我們公開討論,這是最好的!」

常常關注社會議題的民間討論必然會引來維穩力量的關注。但讓各個沙龍主人覺得有希望的是,如今,直接的干預越來越少,默許的寬鬆越來越多。即使是在敏感時期,如劉曉波和平獎期間,沙龍們收到的最多也是「招呼」,而不是「禁令」。

在香港做Co-China論壇,並通過新媒體方式在內地網絡直播的媒體人杜婷覺得,對於公民啟蒙而言,沙龍的方式無疑是「傳播手段中最直接的」,「它不像電視、報紙是單向傳播,不像網絡的虛擬性,沙龍極強調對話,這恰恰是我們的教育裏最缺少的,也是公民社會成長最需要的」。

而她個人的感覺,從二零零九年在沙龍上為營救許志永鼓呼,到現在劉曉波事件大家直言不諱地談論,僅僅一年的時間,「身為中國公民,我們討論敏感議題的恐懼感明顯弱了很多」,「大家都不那麼怕了」。

沙龍(Salon)一詞源於法語,本意是「客廳」,十五世紀開始,是風行歐洲的一種上流社會社交方式,慢慢發展到文化界、藝術界。主人在自家客廳裏招待圈中好友,天南海北地談論文學、藝術、哲學等一切話題。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民國時期,北平一批有留洋經歷的知識分子圈也曾流行過中國式沙龍。「北總布胡同三號」,梁思成與林徽因家的「星六聚會」,後來稱「太太的客廳」,是當時最著名的文化人沙龍。這個沙龍的常客,除了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外,還有徐志摩、金岳霖、張奚若、胡適、沈從文、蕭乾、何其芳等一批文化學術精英,美國來華的學者費正清、費慰梅夫婦也常來疃趣,與中國學人們縱論藝事。同樣聞名的還有「地安門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的讀詩會。

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

另一個沙龍文化的高峰是在八十年代。從八十年代走過的學者與文化人,對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氛圍念念不忘。朱偉在自己的書中說:「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壓』著馬路,從張承志家裏走到李陀家裏,在李陀家樓下買了西瓜,在路燈下邊吃邊聊,然後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走到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裏的時代……」

單向街書店的主人之一許知遠在數次主持二零零六年之後的單向街沙龍的時候,曾大段大段地引用這段話。這是他理想中的民間社會,做沙龍,也是出於這樣的理想。他說,這是兩個時代的不同聲音,現在做沙龍,更大眾更開放,但是相信這樣慢慢啟蒙的意義,「很多年後,常來單向街的年輕人當中也會產生很多精英」。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成立的單向街,是書店沙龍的另一面旗幟。

許多老讀者還記得未搬遷前的單向街,由圓明園邊上一家廢棄畫廊改造而成,一個灰色石子鋪就的院子,高大的核桃樹層層包圍著,幾十張椅子圍成半圓形,文化沙龍就在這裏自然形成了。演講、公益畫展、詩歌朗誦到紀錄片放映,甚至話劇,無所不包;錢理群、賈樟柯、劉小東、阿城、顏峻、周雲蓬、林夕、廖一梅……嘉賓來到這裏,自然地坐下,就與周圍人們閒聊起來。

畫家劉小東曾評價單向街:「這個小書店,是我見過最美的」,他說自己曾在一個小雨濛濛的天裏去沙龍:「它在一片小樹林裏,人很少,非常美,非常有靈性,有點飲料,有點咖啡,有點書,但是沒有講台。聽眾們提的問題質量都非常高,我沒想到遠離東邊藝術區域的年輕人對藝術有那麼深入的看法,整個氣氛都充滿對知識的敬畏。」

在二百二十九場沙龍之後,迫於生存壓力,單向街書店搬至商業區「藍色港灣」。而這片歐式建築風格的購物廣場並沒有消解掉「對知識的敬畏」,週末的沙龍反而因為身處商業區而人氣興旺起來。在藍色港灣,沙龍又開了三百多場,章詒和、賀衛方、張鳴、梁文道、陳丹青、朱天文、羅永浩、張大春、莫言、野夫……許多嘉賓的到來,都會如文章開頭那一幕,讓這個小書店上下兩層擠滿了人,風雨不變。

沙龍的主人們更興奮地策劃接下來的活動。鳳凰讀書網的沙龍策劃曾憲楠找來香港、台灣一系列的博雅、通識課程提綱作參考,她覺得在中國的大學最缺的「公民教育」這一課,也許可以通過細水長流的民間沙龍慢慢補上。

北京大學博士生、在高校圈子裏小有名氣的沙龍策劃人劉道一希望在往後的民間沙龍裏找到古典精神的傳承:「沙龍裏甚至可以請嘉賓講拉丁語!」

在胡同裏的咖啡館,沙龍主人們激動地討論,長長的嘉賓名單在本子上記下,最著名的學者一網打盡,似乎一百場、兩百場沙龍已經近在眼前。

他們說得最多的詞,公民,公民,還是公民。

無所謂地點,因為「三味書屋」和「單向街」已經不孤單,越來越多的書店、咖啡館引入沙龍文化,只要有好的主題,每一個地點都能引起討論熱潮。

在單向街加盟之後,「藍色港灣」購物廣場,特地把書店所在那一條街改名為「左岸」。或者這是一個良好的願望,沙龍的左岸,理想的左岸,自由的左岸——而所謂公民社會,不也正是在這一個一個的「左岸」,厚積薄發?■

Tuesday, October 12, 2010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夏威夷神鞭「差佬」鄭阿平

2010年10月12日

一、

和一般香港人視溫州人為善於鑽營的市儈和不擇手段製造市場混亂的投機分子不同,筆者對溫州人留有良好印象。大約二十年前,筆者(與內子及小女)在德國和關愚謙教授夫婦會合,租車從漢堡出發,沿着所謂「傳奇路線」(The Romantic Route),遍遊德國西南,然後越過瑞士進入意大利,一路「風調雨順」,歷史陳跡處處、風物美不勝收,可是,「樂極生悲」,在米蘭中國餐館午膳後步往停車場,不見車的蹤影,原來租來的新平治及存放行李箱的行李被偷,關公當年曾略記此事,不說也罷。令筆者和內子念念不忘的是我們步行回餐館打電話「報警」時,一對溫州青年男女侍應熱心幫忙,雖然無補於事,面對這種經常發生的「意內」之事(失車尤其是新平治絕非意外之事;後有意國友人說外國人駕新的名車,肯定一入國境便被偷車集團監視、跟蹤),連警察亦「愛」莫能助,遑論只是略通意語的中國人,但他們的奔走和焦急之情,令我們有他鄉遇故知的暖意(關公好像後來還和他們有聯絡)……。

年前有居美友人寄贈一小冊他認為「可以一讀」的英譯中詩:《SHI-a radical reading of Chinese poetry》(《中國詩新解》),為十一首「唐詩宋詞」新譯及逐字解讀,別出心裁(這也許是筆者少見多怪),令筆者覺得最可取的是譯者的態度,他在長長的〈導言〉中說,他雖然用功甚勤,但不以為本集所收譯作勝於前人,他不過提供另一種譯法和詮釋而已;這本只有七十二頁的小冊子,對譯者Yunte Huang並無隻字介紹,由於筆者並非文學中人,因而未去查找。近讀《Charlie Cha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Honorable Detective and his Rendezvous with American History》(《一個中國偵探在美國:陳查禮〔理〕傳奇》),作者便是《詩》的譯者,才向熟悉內地文學圈的滬上友人、本報前「上海通訊」約稿人陸灝先生打聽,原來Yunte Huang是溫州(!)蒼南縣宜山鎮人黃運特,據今年八月十一日《溫州日報》特稿,其時尚未發行的《陳查禮傳奇》「已被提名美國國家圖書館獎與普利策獎」。對於這位異域成名的鄉人,《溫州日報》的介紹不算詳盡。概括而言,黃運特「初中時,英文課本幾乎每篇都能背誦」,當年農村學習英語條件有限,但黃氏一有空便「躲在房間裏,拉上窗帘,默默聽半導體收音機的英文節目,默默背誦單詞……」,溫州中學畢業後被保送上北京外交學院,他的業師希望他能成為外交家;可是,黃氏志不在此,他放棄獲得的「保送名額」,「重新拿出課本,經過十八天衝刺,以溫州地區外語高分第一名成績考入北京大學英語系」,九一年畢業後「獲得了公費出國名額」,終於在美國阿拉巴馬大學考取英語文學碩士及紐約州立大學(Suny)博士學位……。黃博士現任加州大學聖姑巴巴拉分校美國文學教授。

二、

美國作家(小說及劇本)畢格斯(Earl Derr Biggers, 1884-1933),一九○七年畢業於哈佛文學院後,當地方日報記者,「專跑警局新聞」(是為他日後寫偵探小說的伏筆),後辭職專業創作,一九一三年出版第一本推理小說《禿子旅店的七把鎖匙》(《The Seven Keys of Baldpate》),被改編為戲劇,在百老滙上演,大受歡迎,令他未滿三十歲便一劇成名;不過,使畢格斯名存通俗文學史且為亞洲人熟知的是他從一九二五年至三二年寫成的六部「陳查禮偵探小說」(《沒有鎖匙的房子》、《中國鸚鵡》、《帷幕幕後》、《黑駱駝》、《陳查禮接辦》〔《Charlie Chan Carries on》〕及《守護神》〔《Keeper of the Keys》〕),這些小說(除了最後一本)一共被拍成四十七部「西片」,西班牙(三部)、古巴(一部)、墨西哥(一部)以至上海(五部)和香港(一部)的還未計算在內,可知「陳查禮探案」是如何受世界消費者歡迎。

內地和香港曾拍過陳查禮電影?詢之影迷友人及央人上網查找,均不得要領;及後據鄭樹森教授告知,上海於所謂孤島(敵偽)時期的一九四一年拍過張善琨監製的《陳查禮大破隱身盜》(據刊於《陳查理傳記》的海報,該片於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一日晚九時首映於新光大戲院),顧梅君飾陳查禮的女兒,參與演出的還有龔秋霞,而顧梅君後與該片編劇兼導演徐欣夫結婚;到一九四八年,香港拍了部國語的《一代裊雄》(在南洋公映時改名為《陳查禮大破蒙面賊》,在上海上映則改為《陳查禮智鬥黑霸王》),編劇兼導演為畢虎,飾陳查禮的為陳莘園,參與演出的有白燕(飾陳女)、呂玉堃、尤光照及殷秀岑等,俱為港人熟悉的明星,而女配角紅鷺為第一代廈語片花旦。

關於「中國陳查禮」的電影,《陳查禮傳奇》第二十六章〈陳查禮在中國〉有概括性描述。據說奧蘭(在四五名扮演陳查禮的演員中最出名的一位)於一九三六年訪問上海後(見本系列第五節),「上海和香港掀起拍攝土產陳查禮之風」,在三十及四十年代上海一共拍了五部……,與此同時,六部「陳查禮探案系列」小說亦譯為中文(頁二五七—八)。目前內地出售的「華人偵探陳查理推理專輯」,收六張由托拉(Sidney Toler)分別於一九四四及四五年主演的陳查理電影(《杰德的面具》、《秘密的服務》、《腥紅的線索》、《中國貓》、《上海眼鏡蛇》及《午夜幽會》〔由有紐約口音的Frances Chan扮的陳女,撒嬌時說了幾句純正廣州話,料她生於美國香港移民之家〕),但上海拍攝的則未之見!

畢格斯怎會寫華人偵探?原來他於一九一九年在檀香山(夏威夷)度假,並打算於假期完成其推理小說《沒有鎖匙的房子》(《The House Without a Key》),但小說未完成他便返回大陸,而他對留下良好印象的夏威夷念念不忘,經常在圖書館翻閱夏威夷報章,有次讀到一則內頁不顯眼的新聞,報道「華探」鄭(阿)平(Chang Apana,黃運特認為鄭平才是正名〔頁二九六〕;而阿平成為Apana,筆者料是中山腔調尾音為生死註冊處官員忠實錄下)及李福(Lee Fook)「英勇擒賊的故事」,令他大開眼界亦大有所感,加以為當年的政治氣氛感染(見下文第三節),頓時改變主意,在書中加進一名「華探」;畢格斯對不帶手槍而以牛鞭制伏歹徒的鄭阿平特別欣賞,遂以他為原型,寫成陳查禮系列小說。應該指出的是,說陳查禮以鄭阿平為原型,僅指其辦案手法而非外形,以小說及電影中的陳查禮俱為健碩(微肥略矮)大漢(着不稱身的西裝,動作及說話緩慢且時作靦覥的傻笑—雙眼瞇成一線,露幾隻大門牙,形象滑稽親和),遠非不足五呎高的鄭阿平所能比擬。

福至心靈,畢格斯在本書加進「華人偵探陳查禮」這個角色,顯得事出突然,臨時插進,這從他安排陳在《沒有鎖匙的房子》中段的第十四章(黃書頁一五三)才出場可見。於第十四章(按以查證資料嚴謹見稱的《紐約客》,八月九日有關書評〈這個人是陳查禮〉說是第七章;筆者未讀這本小說,惟相信應以黃書為準)〈陳查理來了〉(《Enter Charlie Chan》),畢格斯這樣寫道:「客居夏威夷的老處女(波士頓望族之後)溫思立小姐,早上在小屋走廊上發現一具着睡衣的男屍……,聞訊而來的有警目、驗屍官和一個肥胖但動作便捷(邁着如女人般輕快的碎步)的華人警探」,以其五短身材其貌不揚,怎麼亦想不到是個「幹探」,當溫思立被告知「他是陳查禮,本市開埠以來最能幹的偵探」時,她滿腹狐疑:「這個中國人能破案碼?」她幾乎失望得暈倒。

這便是陳查禮的「登場式」!
三、

阿平(Ah Pung)的父親為中山烏石人,早歲「賣豬仔」(五年合約,每月薪金五美元)到夏威夷當苦力,娶華裔土著,生下數子女;阿平大約在一八七一年出世(八十年代夏威夷大學有學生以夏威夷警長〔「沙展」〕鄭阿平生平為博士論文,據其考證,鄭的生年應為一八六四年,鄭阿平墓碑上的生年則為一八七○年;他於一九三二年退休,翌年病故,葬於檀香山中國公墓);未進學校,英語及華語水平俱低,只會說流利的夏威夷土話,自幼當牧童,以純熟的「鞭法」驅趕畜生,沒想到後來當警察—唯一的華人警察,不久後積功升為「便衣(警探)」—竟大派用場;當年華工走私鴉片猖獗且經常非法聚賭,夏威夷當局因此請華人當警察,藉收「以華制華」之效(一如今日歐美華埠都有「華探」以對付亞洲黑社會);由於鄭阿平「英明神武」,屢建奇功,不久後夏威夷警方增聘數名華警,這從黃書頁七十三所附攝於一九一一年的相片可見。由於從小訓練有素,鄭阿平的「鞭法」出神入化,他嫌使用佩槍左輪「費時失事」,用牛鞭反而得心應手,事實上,他不用槍而用牛鞭(有過一人獨力扣捕四十多名賭徒的紀錄),令歹徒聞這位不足五呎高的「差佬」(Chailow〔粵語〕,這是當時夏威夷人對他的「尊稱」)之名喪膽,乖乖就範。阿平所用那條長長的皮革編織而成的牛鞭(Coiled bullwhip),現存夏威夷警政博物館,《陳查禮傳奇》第一頁便以此鞭為插圖。

畢格斯一反傅滿洲(Dr. Fu Manchu)邪惡奸險與白人為敵的形象;陳查禮屢破奇案、與犯罪集團誓不兩立,令他成為正義化身的正面人物;不過,這種形象轉變,多少與當年的政治氣氛有關。

三十年代以記者身份在上海和左翼分子交往的托洛斯基分子、美國史學家(從上海回美後任麻省理工政治學教授)艾息思(H.R. Isaacs, 1910-1986),在一九七二年發表的著作《美國人怎樣看中國及印度》(《Images of Asia: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中,把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的演進分為六個階段—

①崇敬期(十八世紀)、②蔑視期(1840-1905)、③仁慈期(1905-1937)、④欽佩期(1937-1944)、⑤幻滅期(1944-1949)及⑥敵視期(1949-);據姜智芹教授在《傅滿洲與陳查理—美國大眾文化中的中國形象》(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的說法,美國學者莫舍爾(S.W. Mosher)續艾息思未了之事,套用其「分期法」,把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年分為四期,即①敵視期(1949-1972)、②二次欽佩期(1972-1977)、③二次幻滅期(1977-1980)及④二次仁慈期(1980-1989)……也許一九八九年至今又可分為「警覺期」與「懷疑期」!

第一部陳查禮探案於一九二五年出版,可算是美國對中國「仁慈期」的產物,而以邪惡、奸險、神秘面貌出現的傅滿洲在一九一三年問世,與艾息思劃分的「仁慈期」的政治氣氛迥異,但姜智芹指出「文學創作滯後於時事的情況是常有的」。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因與美國為敵的傅滿洲的出現而推翻艾息思的分期;然而,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傅滿洲的作者盧馬(Sax Rohmer, 1883-1959)為英國人(戰後才移居紐約),雖然傅滿洲系列在美國「發揚光大」,但作者創作小說時並未受政治氣氛所影響。「有趣」的是,以傅滿洲醜化了亞洲人的盧馬,死於「亞洲流感」(Asian Flu)!

非常明顯,陳查禮探案的面世,是美國作家筆下中國人形象的最重要的角色轉變,即從否定性角色轉向善良的同情性角色;姜智芹的看法是正確的,他認為陳查理探案「為賽珍珠筆下較為正面的中國形象在美國的接受(原文)搭了一座橋樑」。這即是說,中國人在美國大眾文化的出現,先有反面人物傅滿洲(與代表正義的警官史密斯對着幹),後有正面(善良、智慧、能幹及典型「住家男人」〔有十四名子女〕)的陳查禮,最後順利過渡至表揚質樸、吃苦、勤奮、堅忍、耐勞、勇敢的典型中國農民王龍及其妻子阿蘭(賽珍珠《大地》的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從傅滿洲、陳查禮到《大地》,在美國及英語世界都成為暢銷書,據小說拍成的電影亦莫不大收旺場之效,這與英語世界人民對神秘中國興趣甚濃有關。

四、

至於黃運特何以為陳查禮—鄭阿平作傳,說來頗富傳奇。據黃氏在這本書〈導論〉所說,二○○二年他為新書《Transpacific Displacement》舉行發布會,哈佛(當時他在該校任教)文學系的秘書在布置會場時,以從一九三一年至三七年一共主演十六部「陳查禮探案」的瑞典裔明星華納.奧蘭(Warner Oland, 1879-1938;上海譯華納夏龍)那張已成經典的側面相為會場背景(日籍、韓籍演員均曾演陳查禮,美國演員托拉在一九三八至四六年間扮演陳查禮的影片更多達二十一部,而另一位美國演員溫特斯〔R. Winters〕在一九四七至四九年間亦拍了六部;惟深入民間且成為同名暢銷漫畫主角的陳查禮是奧蘭),原來「陳查禮探案」的電影及電視片集,是那位五十多歲女秘書的摰愛,她可說是典型的「陳查禮粉絲」;而和不少留美學生一樣,黃運特求學時亦看了不少「陳查禮探案」的電影,這似是留美中國學生消閑的熱門「節目」*︰「每當深宵打開電視時,很難不遇上令人精神為之一振的陳查禮。他確是個有趣的人物。」因此,當他在會場上見到陳查禮「劇照」,便動了為他作傳的念頭。按 奧蘭生於瑞典,十三歲隨家人移居美國,及長,成為百老滙和莎劇演員,其能獲選扮演「華探」陳查禮,演技之外,還在其相貌真的有點像東方人,《維基百科》說他有蒙古血統(他主演過三部傅滿洲電影,除了扮相極像中國人,演技亦有好評),「從歷史角度看」,應為實情。二○○七年遊俄羅斯,莫斯科的金髮女導遊漫不經心、「隨口噏」(信口開河,所說多半不符事實),內子笑問其金髮是天生的還是染成的,她衝口而出:「成吉思汗之後,歐洲已無天生金髮!」旨哉斯言。當年蒙古騎士橫掃歐亞兩洲,姦淫擄掠,竟然改變了歐洲「生態」?!說相貌有點像亞洲人的歐洲人有蒙古血統,永遠正確。

*據沈旭暉博士在七月號《Cup》月刊「香港雜評」的〈陳查理探案—重構半世紀前的美籍華人世界〉一文:「……與美籍華人相關的電影體系有完全另一番風味,代表人物首推一個名叫陳查理的偵探。不少這一代、甚至是上一代的人接觸『陳查理』這名字,都是源自文化研究的讀本。但我接觸這位美國作家Earl Derr Biggers筆下的美籍華裔偵探,卻真的是通過一系列三、四十年代的電影和電視劇,因為當年留學美國時,其中一個最常看的電視台就是經典黑白台,最吸引人的正是陳查理系列,我購買了一堆經典陳查理電影VCD,標題大都是東方主義主導,像什麼《陳查理與中國貓》等等。通過陳查理的電影形象,我們除了可以了解美籍華人的歷史,還可以透視一百年前的其他美國政治符號。前者已被文化學者廣泛演繹,後者則是相對的處女地。」

令中國人揚眉吐氣

五、

夏威夷警探鄭阿平的事跡,啟發了畢格斯在他的偵探小說中加入華探陳查禮這個角色,事實證明極為成功,六本「陳查禮探案」均為暢銷書且被譯為多國語言—包括由我國偵探小說大名家程小青(把福爾摩斯偵探小說介紹給中國讀者,同時為霍桑偵探小說作者)翻譯的中文(不知什麼緣故,內地群眾出版社九九年出版的《陳查理探案集》,收三小說,但譯者另有其人);改編為電影後,更大受歡迎,霍士電影便憑這系列電影,輕易度過三十年代大蕭條期的經濟難關,而畢格斯亦因之發了小財,可惜他去世時只有四十九歲,陳查禮電影只拍了四部,這意味他種了樹供後人乘涼;但演活了陳查禮的奧蘭得益匪淺,以其每部片酬高達四萬美元(約為整部電影二十萬製作費五分之一),這在當年可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奧蘭多才多藝,曾把瑞典名家小說譯為英文,後因飾演這名「華探」而成名,他亦陳查禮「上身」,不僅學習中文、書法(筆者無法找到他這方面造詣的記載),還到中國旅行(當年似乎尚無「隨片登台」的宣傳伎倆),他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抵達上海時,真是萬人空巷,爭睹這位在國際上恢復中國人名譽的「華探」的風采。陳查禮令中國人揚眉吐氣,中國人對奧蘭曾扮演醜化中國人的傅滿洲一事已忘了一乾二淨—一九三二年,當傅滿洲電影《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女主角為大名鼎鼎的Marlene Dietrich和著名的華裔大明星黃柳霜※)在上海上映時,不但影片因群眾上街反對而迅速「落畫」(被禁),扮演傅滿洲的奧蘭亦成為過街老鼠;可是,大約四年後《上海血案》(《Charlie Chan in Shanghai》)於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八日在融光大戲院公映時,上海觀眾已原諒奧蘭過去的「所作所為」,因為「華探」陳查禮令中國人在世人面前站起來了,看當時這齣電影的海報上的宣傳句子︰「中國大偵探陳查禮匆匆來滬破獲國際私運機構」,便知國人的觀感,而愛屋及烏,奧蘭亦大受歡迎。據黃運特的考證,魯迅和許廣平均是「陳查禮電影迷」(第二十六章注九),對奧蘭的演技尤為欣賞。與銀幕上的陳查禮煙酒不沾唇不同,奧蘭嗜酒、煙不離唇,惟三杯落肚,扮演中國人活龍活現,尤其酒後使他語調緩慢,更像這名英語不大靈光的「華探」;飲酒有助提高演技,令奧蘭有放膽大飲的藉口,結果導演要為他請「護士」,以監督他不會酩酊大醉……。酗酒和吸煙最後奪去奧蘭的性命(可能死於肺癌),晚年他與美國妻子離婚,回瑞典,與艷星嘉寶(Greta Garbo)過從甚密,但只過了三四個月便病逝,得年五十八歲!

和鄭阿平一生未離開夏威夷不同,陳查禮曾在倫敦、巴黎、埃及和上海辦案,各地風光名勝「入畫」,大增上座率;而陳查禮的對頭人及助手,有不少是當時得令的明星特別是女明星,令觀眾起哄……。《陳查禮在埃及》的女主角,當時叫烈打.肯仙奴(Rita Cansino),便是後來改藝名紅透半邊天的艷星烈打.希和芙(Rita Hayworth)!

陳查禮探案和鄭阿平的經歷雖然兩不相干,但畢格斯對這位令他產生寫「華探」靈感的夏威夷「雜差」(粵語,便衣偵探)甚有好感,曾於夏威夷與鄭阿平相聚(鄭的姪子當翻譯,可見鄭阿平的英語水平甚低不能談問題),《陳查禮傳奇》中對此有具體而微的描述,從所附鄭阿平(胸前掛滿勳章)的相片,與電影中陳查禮的扮相簡直判若兩人;對於他們的相會,《檀香山星報》圖文並茂報道(標題︰〈作家與活生生的華探相逢〉)。不過,鄭阿平造就了畢格斯名成利就,可他一點經濟利益亦未能分享。不知是為了宣傳還是其他緣故,畢格斯曾以五百美元為酬,邀請鄭阿平在陳查禮電影中亮相,為鄭所拒;但鄭對此系列電影甚為欣賞,不錯過每齣在夏威夷上演的「陳查禮探案」;當電影在夏威夷拍攝時,他天天到片場「探班」,與奧蘭合照,而且非常投入,在一場戲中有人提議陳查禮設法找部「測謊機」才不致為疑犯所欺時,鄭阿平笑說︰「測謊機,我家有一部,內子便是」,令在場者開懷大笑。

六、

畢格斯塑造陳查禮這名滑稽可笑卻又知禮、溫文且不失機智幽默常常「爆肚」(臨時編「台詞」)的「華探」,固然是美國對華「仁慈期」的產物,亦與三十年代美日關係日趨緊張而美中關係則日益密切有關;美國大量拍製陳查禮電影的同時,停拍日本偵探「原先生」(Mr. Moto)的系列電影。誰說電影與政治無關?

不過,陳查禮小說及電影受市場歡迎,根本問題是畢格斯及他去世後電影公司聘請的編劇麥當勞(P. MacDonal)生花妙筆的功勞;他們以生動的文筆及具中國特色的生活細節,塑造了一名謙卑、守法、沉着、機敏、認同美國價值觀、效忠美國社會而又以類似「子曰」不合英文文法的格言(Pseudo-confucian aphorisms),說出一些看似無稽惹笑實則飽含哲理的「金石良言」,而這些帶有喜劇成分的子曰式格言,成為破案後諧謔式收場的「招牌」,令觀眾帶着愉悅的心情離場!正因為它們為觀眾受落,不少還成為流行的時髦詞彙,美國通俗小說作家侯活.柏林於一九六八年,配合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主辦的《陳查禮電影節》,寫了一本《陳查禮嘉言集》(《Charlie Chan's Words of Wisdom》),市場反應不錯;二○○○年他再編《陳查禮電影百科全書》(H. M. Berlin:《The Charlie Chan Film Encyclopedia》,McFarland;筆者手上的一冊是二○○五年的「再刷本」),不僅把陳查禮六書主要人物加四十七部電影裏的演員、編劇等工作人員清楚列出,還收了所有出自陳查禮之口的精句警言(Chan's Proverbs),而這些「諺語」的精華,黃運特把之歸納為「陳查禮特色」(Charlie Chanism),「陳查禮語言特色」),附於《陳查禮傳奇》書後,其中不乏現在看來仍清新可喜且令人發噱的句子,如「給做錯事的人以忠告,有如給死人吃藥」(Advice after mistake is like medicine after deadman's funeral)、「黑夜中的貓皆為黑色」、「猜測十分廉宜但估錯代價昂貴」(guessing is cheap but wrong guess expensive)、「不癢的人很少搔痕」(Man seldom scratches where he does not itch)、「心胸如降落傘要打開才有用」、「殺人如食炸薯片,一吃便停不了口」(Murder like potato chip-cannot stop at just one)、「樂觀者看見炸甜餅,悲觀者看到的是一個圓洞」(Optimist only sees doughnut, pessimist sees hole),還有(經濟學家請注意)「理論有如令眼鏡糊塗不清的霧氣」(Theory like mist on eyeglasses-obscures facts)!

在緊張懸疑很多時是生死搏鬥過程中出現這類令人開懷的子曰式雋語,是已有近百年歷史的「陳查禮探案」至今仍有市場的一項不可忽視的原因。

樹立中國人正面形象的華探陳查理.三之三

※ 黃柳霜(Wong Liu Tsong, 1905-1961)為香港移民三藩市唐人街洗衣店老闆之女,黃運特指出G. R. Gao Hodges二○○四年在紐約麥美倫出版的書《Anna May Wong: From Laundryman's daughter to Hollywood Legend》引述幾句即興「歌詞」(料在慶生會之類的場合唱出):「I'm Anna Wong, I Come from Old Hong Kong, But now I'm a Hollywood Star.」這麼說來,安娜.黃柳霜應為第一代在荷里活成大名的香港明星!黃柳霜比奧蘭先約一個月遊上海,兩人後來遇於香港,黃請他吃了一頓廣州點心(頁二五六),可惜未記吃了什麼亦無食肆字號。

Wednesday, October 6, 2010

沈西城:港日文字緣─日譯劉以鬯《對倒》

2010年10月03日
三十八年前的耶誕,冬日的太陽柔柔弱弱,朔風吹臉,砭骨生痛。我從居處松原町轉乘了兩回車子,到達御茶之水,再徒步十餘分鐘,來到神保町書城。舟車勞頓,目的是尋訪「內山」書店。
我是從魯迅先生的「日記」裏,初耳「內山」書店之名,知道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在上海時期,幫過魯迅不少忙,包括「一二八」淞滬戰禍中,轉移居所,避過日軍炮火。
解放後,上海「內山」書店歇業,回歸東京。基於對魯迅和內山的尊敬,一到日本,就想着去看「內山」書店,可由於種種原因,到整裝上道,已是我到東京之後的第三個月了。
「內山」書店蜷縮在一條名叫「鈴蘭里」的小巷裏,門面毫不起眼,店堂面積約五十米,兩邊牆壁靠着一排四格高樺木書架,放着各式各樣的中文善本。
週末下午,店裏空蕩蕩,只有一個客人,矮個子、穿着黑色西裝、佝僂着背、手上捧着一本書,站在書架前,正在聚精會神地翻看。
由於「內山」書店素以售賣中文書籍名聞日本,我下意識地以為那個先來的客人定必是「同胞」了,「他鄉遇故知」,心情激盪,於是冒昧地走過去打招呼。才開了口,立刻深悔自己的孟浪,呈現在眼前的那張臉孔,活脫脫的是典型東洋臉孔,他一聽我說國語,連忙伸出右手擺了兩下,示意聽不懂,我這才知道對方是一個日本人,只好改用非常蹩腳的日語跟他聊了起來。
他告訴我他是二松學舍大學的中文教授本橋春光,此番到「內山」書店來,是為了搜尋有關中國近代作家的小說,準備翻譯成日文,結集成書,在日本出版。
我看他手上捧着的是魯迅的《吶喊》,知道他想從中取經,於是告訴他「魯迅」的作品,大抵已給日本文學家翻譯殆盡了,與其集中介紹魯迅,倒不如選擇性翻譯別的中國作家。
本橋春光那時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卻不以我這個黃毛小子信口雌黃為忤,立刻拉我到附近的喫茶店坐下,要我為他介紹近代中國作家。
我那時正為《快報》寫「日本雜記」,立時想起了劉以鬯先生,他是《快報》副刊的主編,同時也是香港有名的作家,對五四時代的文學,有着深邃的認識。
回家後,立刻寫信給劉先生,詳告經過,並請他代為搜尋有關作品。很快就接到了劉先生的信,大意是「提議甚好,五四漏網的作家甚多,當會盡力搜尋奉寄」。

劉先生古道熱腸,兩個星期內,就寄上不少作品,沙裏淘金,最後選定了魯迅的《藤野先生》和《孔乙己》;師陀的《期待》;七等生的《跳遠選手退休了》;王文興的《缺點》;劉以鬯的《對倒》;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和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稭》。這裏頭的中港臺老中青作家,除了魯迅和劉以鬯外,那時大多不為人知,可見劉先生挑作品,是重質不重名。我把作品交給本橋翻譯,本橋卻向我提出了一個條件,要我充當助手,原來本橋怕在翻譯時,萬一遇上晦澀不明的俗語,字典解不了困,就寄望我這一個小友援手。坦白說,那時候我只讀了三個多月的日文,程度不高,可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大」業,只好硬着頭皮騎上驢背。從此每個週末,一老一少伏案於神保町的喫茶店枱子上,專心一致地展開翻譯工作,每遇本橋不明的處所,我就用有限的日文作出解釋,有時候詞不達意,就輔以繪圖解厄。本橋的工作態度十分認真,有時候所提問題,超越了我認識的範疇,逼不得已,只好寫信麻煩百忙之中的劉以鬯和書話家黃俊東兩位先生。承蒙他們不嫌麻煩,屢屢以長信賜教,解決疑難,令本橋跟我感激涕零。
過了一年,我因家事輟學回港,翻譯尚未完成,本橋便獨挑大樑,艱辛地完成翻譯。可難題又湧現了,這又回到出版的問題上。
日本的出版事業雖然蓬勃,翻譯近代中國作家小說的書,卻難有獲得出版的機會。本橋一連接洽了幾家有名的出版社(包括了專門出版近代中國小說的岩波社),都給打了回頭,百般無奈的本橋寫信向我訴苦,我看了心酸,覆信說「萬一沒辦法,那就請放棄出版吧!」本橋賜示:「沈先生:我務必要把書出版,這樣既維繫了我們之間的友誼,同時也促進了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放心吧!你們一定會看到書的出版。」
不知經過多少歲月,七五年某天,我收到了郵差送來的特掛郵件,拆開一看,赫然是《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並附一信──「西城先生:我最後動用了自己的積蓄,拜託榮光社印製了這本小書。劉先生和黃先生處已另封奉寄了。謝謝你的賜助,我永遠忘不了我們在神保町喫茶店裏並肩奮鬥的光景。希望我們再會有合作的機會。春光謹拜。」
如今本橋春光教授早已作古,而劉以鬯先生仍然一如蒼松翠柏,在文壇上持續發光發熱。最近書展頒發了首屆「年度作家」的榮譽予劉先生,他的名作《酒徒》也經由黃國兆導演拍成電影,快將公映。看到劉先生的創作成就獲得肯定,足以讓我相信本橋春光教授三十八年前的辛勞並無白費。

沈西城

劉紹銘:愛玲五恨

2010年10月03日

人生恨事知多少?張愛玲就說過,一恨海棠無香,二恨鰣魚多骨,三恨曹雪芹《紅樓夢》未完,四恨高鶚妄改─死有餘辜。人生恨事何只這四條?在近日出版的《張愛玲私語錄》看到,原來張小姐「從小妒忌林語堂,因為覺得他不配,他中文比英文好。」我們還可以在〈私語〉中看到她「妒忌」林語堂的理由:「我要比林語堂還要出風頭,我要穿最別緻的衣服,周遊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張愛玲跟宋淇、鄺文美夫婦認交四十餘年,互通書信達六百多封。有一次,愛玲跟他們說:「有些人從來不使我妒忌,如蘇青、徐訏的書比我的書銷路都好,我不把他們看作對手。還有韓素音。聽說凌叔華用英文寫書,也不覺得是威脅。看過她寫的中文,知道同我完全兩路。」
〈私語〉發表於 1944年,愛玲二十四歲。林語堂的成名作《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與吾民》) 1935年在美國出版,極受好評。第二年出了英國版,也成為暢銷書。林語堂名成利就,羨煞了愛玲小姐。如果她是拿林語堂在《論語》或《人間世》發表的文字來衡量他的中文,再以此為根據論證他的中文比英文好,那真不知從何說起。林語堂的英文暢順如流水行雲,開成轉合隨心所欲,到家極了。
張愛玲「妒忌」林語堂、覺得他「不配」,或可視為酸葡萄心理的反射。除了海棠無香鰣魚多骨外,張愛玲終生抱憾的就是不能像林語堂那樣靠英文著作在外國領風騷。她從小就立志當雙語作家。十八歲那年她被父親 grounded,不准離開家門。病患傷寒也不得出外就醫,如果不是女傭使計幫她脫險,可能早丟了性命。康復後,愛玲把坐「家牢」的經過寫成英文,寄到英文《大美晚報》( Shanghai Evening Post)發表。編輯給她代擬的題目是:〈 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四年後愛玲重寫這段經歷,用的是中文。這就是今天我們讀到的〈私語〉。
張愛玲在上海唸教會學校,在香港大學英文系修讀了兩年。移民美國後,除了日常的「語境」是英文外,嫁的丈夫也是美國人。這些條件當然對她學習英語大有幫助,但如果我們知道她英文版的《秧歌》(《 The Rice-Sprout Song》)是 1955年出版,而她也是在這一年離港赴美的,應可從此推斷她的英文造詣全靠天份加上自修苦學得來。
張愛玲 1952年重臨香港,生活靠翻譯和寫劇本維持,同時也接受美國新聞處的資助寫小說。英文本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就是這時期的產品。 2002年高全之以電話和電郵方式訪問了當時美新處處長 Richard M. McCarthy,談到他初讀《秧歌》的印象,說:「我大為驚異佩服。我自己寫不出那麼好的英文。我既羨慕也忌妒她的文采。」
出版《秧歌》的美國出版社是 Charles Scribner's Sons,在出版界相當有地位。從高全之所引的資料看,《秧歌》的書評相當正面。其中《紐約前鋒論壇報》的話對作者更有鼓舞作用。以下是高全之的譯文:「這本動人而謙實的小書是她首部英文作品,文筆精鍊,或會令我們許多英文母語讀者大為歆羨。更重要的是,本書展示了她做為小說家的誠摯與技巧。」
《時代》雜誌這麼說:「如以通俗劇視之,則屬諷刺型。可能是目前最近真實的、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生活的長篇小說。」

我手上的《吾國與吾民》是英國 Heinemann公司 1962年的版本。初版 1936,同年四刷,接着是 1937、 1938。 1939出了增訂本。 1941和 1942年各出二刷。跟着的 1943和 1956年都有印刷。三四十年代是林語堂的黃金歲月,暢銷書一本接一本的面世,在英美兩地都可以拿版稅,不管他「配不配」,單此一點也夠愛玲「妒忌」的了。
像林語堂這類作家,真的可以單靠版稅就可以「穿最別緻的衣服,周遊世界。」愛玲也嚮往這種生活,但 1952年離開大陸後,她追求的東西,衣服和旅遊還是次要,每天面對的卻是房租、衣食和醫藥費的現實問題。她的中文作品雖然繼續有版稅可拿,但數目零星,多少不定。要生活得到保障,只能希望英文著作能為英文讀者接受。這個希望落空了。《秧歌》的書評熱潮,只是曇花一現。 1956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了《赤地之戀》,版權頁內註明: not for Sa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得在英國、加拿大或美國發售」,張愛玲顯然沒有放棄總有一天在歐美國家出版商中找到伯樂的希望。
英美出版商對《赤地之戀》不感興趣,或可解說因為政治色彩太濃,不是「一般讀者」想看的小說。但《 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峯塔》)和《 The Book of Change》﹙《易經》﹚這兩本作品,說的是一個破落封建家庭樹倒猢猻散的故事,卻依樣乏人問津。李黎在〈雷峯塔對照記〉(《中國時報》, 2010.6.18)開門見山說:

收到張愛玲的英文小說《 The Fall of the Pagoda》……出於好奇立刻開始讀,可是看不到兩三章就索然無味的放下了,過些天又再勉強自己拾起來,如是者數回──做夢都沒有料到閱讀張愛玲竟會這麼興趣缺缺。原因無他:對於我,張門絕學的文字魅力僅限於中文;至於這本英文小說的故事,一是實在並不引人入勝,二是早已知之甚詳毋須探究了。
同樣的一個故事,用兩種語文來講述,效果會不會相同?李黎說英文版本的張愛玲因為沒有她註冊商標的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讀起來竟然完全不是一回事,「就像同一個靈魂卻換了個身體,那個靈魂用陌生的面孔與我說英文。」
李黎舉了些實例。我耐着性子苦讀,也隨手錄了不少。觸類旁通,因此只取一兩條示範。
"Just like him,"Prosper Wong murmured. "A tiger's head and a snake's tail. Big thunder, small rain drops".「虎頭蛇尾。雷聲大,雨點小」這幾句話的原意,受過幾年「你好嗎?」普通話訓練的中文非母語讀者也不一定猜得出來。
"A scholar knows w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without going out of his door".「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是李黎貼出來的例子。其實,在電腦手機普及的今天,這句話不論是中文原文也好,譯成英文也好,已全無意義可言。英文書寫忌用成語俗話,因為成語本身就是一種陳腔濫調。成語如果經常出現,這表示作者的思想已漸失去主導能力,開始斷斷續續的拾前人牙慧了。不幸的是《雷峯塔》和《易經》隨處可見這種似通非通的句子:"Really, if I were you, Mrs Chin, I'd go home and enjoy myself, what for, at this age, still out here eating other people's rice?"Sunflower said.
張愛玲的小說,寫得再壞,也有誘人讀下去的地方─只要作品是中文。〈異鄉記〉有些散句,不需 context,也可兀自燃燒:「頭上的天陰陰的合下來,天色是鴨蛋青,四面的水白漫漫的,下起雨來了,毛毛雨,有一下沒一下的舔着這世界。」張愛玲英文出色,但只有使用母語中文時才露本色,才真真正正的到家。她用英文寫作,處理口語時,時見力不從心。我在 2005年發表的長文〈張愛玲的中英互譯〉特別談到的是這個問題。《雷峯塔》不是翻譯,但裏面人物的對話,即使沒有成語夾雜,聽來還是怪怪的。第二十四章開頭母親對女兒說話:

"Lose your passport when you're abroad and you can only die," Dew said."Without a passport you can't leave the country and can't stay either, what else is there but to die?"
王德威是行內的好好先生, tolerant, indulgent and forgiving。他在為《易經》寫的序言內也不禁輕輕嘆道: However,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he Book of Change may not read as compellingly as"From the Ashes"。《易經》的故事和情節,不少是從〈燼餘錄〉衍生出來,但王德威認為英文《易經》不如中文的〈燼餘錄〉那麼「扣人心弦」( compelling)。其實論文字之到家,〈燼餘錄〉那裏及得上〈封鎖〉、〈金鎖記〉和〈傾城之戀〉那麼教人刻骨銘心。但結尾那百餘字,雖然熾熱不足,亦可兀自焚燒,是不折不扣「到家」的張愛玲蒼涼文體: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着一瞥即逝的店舖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 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
《雷峯塔》和《易經》這兩本英文創作未能在歐美出版人中找到「伯樂」,最簡單的說法是語言障礙。中英文兼通的讀者,一樣為其中人物的名字「陌生化。」化名 Lute的是愛玲。 Dew是她媽媽。 Elm Brook是爸爸。這也罷了。最陌生的是一些較次要的角色,如女僕 Dry Ho。 Dry Ho?"Dry Ho was called dry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wet nurse."「奶媽」是 wet nurse。有一位叫 Aim Far Chu的,初看以為 Aim Far是名字拼音,後來才知是「向遠」之意, Chu是姓。
第一回快結尾時我們聽到 Dry Chin說"Keep asking. Break the pot to get to the bottom,"「繼續問吧。打破沙鍋問到底吧。」李黎看了兩三章才覺得趣味索然。不知有漢的洋讀者,打開書才三兩頁,就給 Dry Ho和 Prosper這些人物搞昏了頭,決不肯 break the pot的。我們都因為張愛玲早期寫出了這麼多的傳世之作而懷念她、偏愛她、甚至縱容她。只要是出於她的手筆的中文作品,我們一直「追捧」下去。但看了《雷峯塔》和《易經》後,我們難免覺得心痛:如果她生活無憂,能把精神和精力全放在中文書寫上,多好!

劉紹銘

Thursday, September 16, 2010

吳永輝 歷史的終結或終結的歷史

2010年09月16日 00:00
《盛世:中國,2013年 》
陳冠中著
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272頁,HK$70

我曾經看過呂楠一輯關於中國天主教徒狀況的攝影作品:有聖方濟各修士在山間道上行走,有豫中地區牧民在荒野上牧羊,有農舍小房中做祈禱的老人,並深深為其中的宗教感所感動。 稍後有機會也看過他的另一輯關於中國精神病人狀況的攝影作品,這種感動有增無已。

後來在《讀書》上看過一篇楊念群有關中國歷史學從大歷史敘述轉型向區域社會史研究的文章,才明白這種感動的因由:活躍在我們身邊的歷史才是最真實的歷史,而社區就是真實歷史最可靠的載體。

在呂楠的攝影作品中,無論是天主教堂,精神病院,乃至稍後出現的中緬金三角罌粟種植區域,一個一個我們看到的社區場景都指向終極人文關懷,而不是天主教在華傳播,經濟改革釋出邊緣人口,中緬邊區遊擊戰爭的大歷史敘述。 呂楠用了一種幾近人類學家的眼光來反觀上層的運作,還原我們曾經熟悉但已經永遠失去的一種生活方式。

陳冠中小說中的社區場景也是一樣的多變:開篇是北京市區的三聯書店,三里屯;中篇是北京近郊的懷柔,五道口;終篇是河南焦作的教堂,探討的主題也是一樣的永恆:人際關係的疏離,信仰的失落到趨於神經質,理想主義的邊緣化。 與呂楠的影像比較,儘管經文字還原的物件有所重疊,但陳冠中最大的叩問可不是區域社會史,而是集體對六四消失的記憶。

他依然執著於大歷史敘述和大歷史事件的功能,在開篇劈頭一句便是「一個月不見了」,幾經上下求索,包括方草地和韋希紅久違後的出現,老陳在港台中的經歷,眾人齊集焦作溫縣教堂,以致綁架何東生以後從他口中說出的一段盛世危言,種種歷史敘述方式,都使人想起清末寫成的《老殘遊記》以史帶論的中國歷史學的傳統,且以「新盛世主義的十項國策獻言」終結歷史。 這種寓歷史於小說視野的做法,正是讓《盛世》這本書區別於國內同類型小說的根本原因。

中國對香港的「歷史想像」堪稱耐人尋味:一個外在非常現代化的世界都市,卻包容了幾近所有的中國時間元素。 筆者早期接待國內朋友的到訪,常驚訝於他們對香港傳統節假日的傾心,而不是林立的高樓大廈。 金庸根據故鄉海寧回憶的明清中國,黃霑填詞的中國背影,乃至周星馳「大話西遊」中草寇的中國,無一不是「翠袖寒香」的中國(張愛玲語),稍遇風雨,即土崩瓦解。 國內作家阿城初到香港,也驚訝於香港的元氣淋漓,直逼漢唐,而香港人則是明清人:民間社會的活躍,小共同體價值觀念的一致,語言文字追慕於古代。

相比於香港,中原文化卻因為過度「夷化」而失去溫柔敦厚的本質。 央視到今天還拍不出像黃日華翁美玲版「射雕」的金庸小說,流行歌詞也寫不出黃霑的「河山夢縈」,更不用說通過對粵語殘片的徹底顛覆後產生的一個荒原上的中國。 這跟物質景象的中國無關(國內版「神雕」用了浙江的雁蕩山做外景),也跟用了多少文學顧問無關,重要的是金庸的「歷史想像」一去不復返,剩下的徒有一個古裝的軀殼。

然而,更耐人尋味的是,當香港歷史併入中原母體後,香港文化一度激發的「歷史想像」卻很快被納入俗文化的範疇,金庸且被王朔昵稱為「四大俗人」之首,而一度構建起來的演義式的歷史敘述,包括「黃飛鴻」,「霍元甲」,「葉問」等技擊小說,逐漸消失在中國更為強大的「地理想像」當中,失去它此前特有的魅力。 到了「李小龍傳奇」中劇中人都用普通話對答,或「十月圍城」中通過孫中山之口解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道理,香港特有的「歷史想像」可以說是喪失殆盡。

取而代之的是國內「大國崛起」,「故宮」一類的紀錄片,因為其視像宏大,空間遼闊,反過頭來征服了香港相當多的觀眾。 而「雍正」,「康熙」等劇集,又因為影射台灣,當然引起天朝朝貢體系的更大的「地理想像」。

從周而復始的「歷史想像」轉軌到層圈式的「地理想像」,正正見證著中國為了適應民族國家的到來,從古老的「中庸」走向「均衡」的價值觀,而陳冠中小說汲取自國內多種管道的資訊,特別是201-261頁的「現實世界的最佳選項」,再演繹成小說後,讓「歷史的終結」(走向六四)變成是「終結的歷史」(走出六四),個中恐怕也有陳冠中不自覺的因素在起作用。

黃仁宇一度在國內走紅的《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或許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一些線索。 中國近代歷史的轉型,無非是上層建築(國民黨)和下層建築(共產黨)構建的完成。 由此延伸,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其實和政黨政治有莫大關係,而政黨政治又與歷史學的生成有關。 其中最主要的是民國期間,利用西方進化論歷史觀修史,其效果是「歷史的終結」,因為假如歷史不奔向西方的「自由,民主」終點的話,則一切的抗爭都是徒勞的。

在這一方面,延安時代的史學家範文瀾可以說是總其大成,他的《中國通史》中緊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引領我們走向人類共同社會主義的未來。 這種情況到了新中國卻急劇轉型,從郭沫若發端的《蘭亭真跡》,《文姬歸漢》翻案文章,乃至後來的《李白和杜甫》,《甲申三百年祭》的另立爐灶,在「終結的歷史」的基礎上,郭沫若對傳統歷史的顛覆,正暗合當時「亞非拉運動」的橫的地理延伸,而不是縱的歷史繼承。

作為小說最重要的場景,陳冠中也著力於顯示北京的特質,但這並非明清五百年來的傳承,而是幾段故事形成的「地理想像」的軸線,以北京為中心,展現京港,京台,京美,京法,京豫等互為解讀的空間場景,因而使得故事的敘述從「歷史想像」轉身到「地理想像」最終成為可能。

關鍵的轉接點在於陳冠中接受政黨政治為正統(「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裡,一切都是最好的。」),因為只有政黨政治才能消解歷史差異做成的抵觸(嚴格來說,中國每個省區都有自己獨特的社會史和物質史)。 這與歷史發展階段無關,但與中國多元非一體的文化傳承有關,新儒家表述的「文化中國」最多是一個虛構的共同體,政治的整合才是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關鍵因素。

但吊詭的是,陳冠中小說中呈現的是一個向中心塌陷的「走向邊緣」的同心圓,而不是天朝朝貢體系的「走向中心」,於是,民族國家的邊界是遊走的邊界,民族國家的開啟和閉合也變成是「均衡」的地緣政治的結果。 與周邊國家比較,北京更像是一處窪地,其稠密度遠遜於軸線的另一端。 無怪陳丹青用「大兵營」來形容當代北京。 正是北京的荒涼,使得任何異質文化在這裡生存成為一種可能。

從「歷史的終結」的「歷史想像」到「終結的歷史」的「地理想像」,陳冠中的《盛世》為中國現代文學帶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提出的問題:在一個歷史業已逐漸消失的國度裡,文學還有沒有足夠的生存條件?

寫《荒人手記》的朱天文說過,當我們不再為明天的到來感到焦慮不安,文學就失去了它生存的意義。 中國當代的顯學是經濟學,因為這個學科的跨度最大,對人類的社會行為的預測也最為精準(儘管文學還有其內心尋索的意義)。

這使筆者想起年初到布拉格出差時,在一個書店窗櫥前看到高行健《靈山》捷克文譯本的瞬間感動。 扉頁是作者的介紹,封面則是作者非常著名的現代水墨畫,大點小點的墨暈鋪滿精裝本書面,下方有一仿佛行人的墨暈,遙望西南行旅的艱辛。 論者都以為是六朝志怪小說在當代的延續,時間座標竟不復存在,仿如沈從文的《邊城》,因其穿越時空而形成其不朽,直接使人想起福克納小說的美國南部田納西流域的故事。

從這層意義上說,陳冠中的《盛世》鉤起的應該不是明代短命的「隆慶新政」或清代長命的「乾嘉盛世」,它更確切指向的是一個「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

Tuesday, August 31, 2010

赳赳民国 (试发表)

新周刊》访谈:赳赳民国 (试发表)
非文学 创作

在一次交谈中,您提示说:民国范儿并不像现在的影视剧那样,但可以到民国电影中去找,请进一步说说。

陈:我喜欢看样子。所谓"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吧,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电视剧《潜伏》,有点像的,但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民国范儿”,他出来就是啊。
  你们新周刊今年发了一幅难得的照片,是胡适在美做大使,几个绅士婌女围着他,各人的装扮,姿态,室内的陈设,全是对的——单是这张照片,可写一篇民国与共和国文化差异的大论文——可是拍摄那一刻,他们哪在乎民国不民国。现在各驻外使馆,你见过吗?
近年拍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那份肉麻,我宁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战》、《鸡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电影。“革命范儿”,也早没啦。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
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听过1953年前后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祖国万岁》吗?至今还是歌颂共和国的压轴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边住, 听惯了船工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我们想像中的民国范儿属于一种误读?您曾经说,民国范儿到文革才结束,中共高层都有民国范儿。

陈: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1893年生,民国元年十九岁,1949年五十六岁。你把五十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大致一类。国共仇寇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毛周临死惦记对岸的故人,那都是老上级老朋友啊。
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死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山装和旗袍,大陆这边,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军绿军装,那是共产党自己设计的,民国时期,共军军装就是国军军装嘛,只是朴素破旧一点,几位大帅不戴美式大盖帽而已。共军是到抢占东北后才设计自己的军装样式吧,这要考证,我不清楚。然而服装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民国二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向往一套北阀军装,四十年代的时髦小子穿美式大衣,六十年代末,哪个红卫兵小子穿一套黄里泛白的解放军旧军装,姑娘瞧见,就扛不住了。美国普普艺术和法国学生运动都把绿军装视为红色中国的符号,八十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一无所有。
你会说,服装不能代替气质,没错。国民党元老不去说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朱德是忠厚的军阀气,周恩来是辅佐的宰相气,李大钊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书生气,陈独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气概一点不输,犹有过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声有色:康生那张明末东厂脸,许世友简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搁在古代,这些脸谱可就进了三国水浒,说书唱戏作演义了。
如今的军政舞台,你排几个像样的脸谱给历史看看。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老照片,我从毛周身后的人缝里仔细瞧,各省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满以为从此可以协商下去呢。后来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钊,还给用着,还常活动:早先他是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又暗送经费给毛润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还试图协调毛刘关系,文革中期周恩来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国民党人员接茬……
文革后,民国“范儿”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国老人都还活着呢。


依您总结,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陈:1979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
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
可是老牌共产党员有的是这范儿。单是特务系统,李克农喜欢养狗打猎,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夹克,还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画家华君武也会打扮,叼个烟斗,皮大衣敞着,雪白的羊毛围巾,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穿着破棉袄,可是一脸神色是上海滩前卫艺术家公子哥)。周恩来不必说了,重庆南京时期,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时期,美国人见那范儿,就有认同感。周的父祖辈是被选派迎候南巡圣上的地方豪绅,所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见外宾,全套西装领带,头发专门弄过,还是又土又呐,放不开。前时退休外交官吴建民指说驻外官员说话言语贫乏,其实很难怪的:二十年来,再高层的官员学者也是小科员一路看眼色混上来,谈吐气象,自是不济。
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你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凯,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档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
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49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57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们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现在的七零后八零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1979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后执行死刑的人。


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朔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1915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缕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事,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1949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49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冥钱钟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全是民国人设计的(部分是洋人设计)。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话语算不算空间?所谓白话文,现在公认最好的白话写作是在民国,而民国上乘的白话文是清末旧白话,渊源上溯宋明。49年后,尤其是79年迄今的白话文,白是白了,然而无文,眼下你举得出一位文体家么?这是大题目,还得另说。


听说您收藏有老照片,有名人如蔡元培的,也有普通的如上海棚屋女人的。能否给我们讲讲,看图说话一下。

陈:我有一件原版照片,是蔡元培和眷属站在那里,穿着呢大衣,边上站着鲁迅要好的浙江老同乡许寿裳,一副忠厚相,介于旧时乡村读书人和到外面做事后的现代草莽气。我小时候家里的浙江亲戚就是那模样,他俩是因为德国日本留过学,自有一种沉稳豁达,不可言传。
另一幅照片是美国记者1949年拍的上海苏州河边棚户人家的中年妇女——上海没有比住河边棚户更底层的人了,小学里有钱孩子骂人,就说他家是棚户区——可你瞧那女子,干干净净,头发用水油蓖过,梳得一丝不苟,很好看的发髻,双手正在衣襟扣那斜到腋窝的盘扣,给太阳照得眯眼,面容饱满好看,甚至有点富泰,一点不贱、不自卑。现在瞧见农民工和城管队动辄殴打的盲流,我就想起小时候邻居穷人家规矩,平时出来头发梳梳好,衣服整齐,干净见人。真的,那位棚户女子立即叫她扮演宋庆龄,虽不合格,也比《建国大业》里的国母更对。不是演员不好,是没见过民国妇人的起坐言谈,即便装扮都到位,还是没感觉。我记得直到文革前,随便哪个贩夫走卒都是有模有样,小职员之类,头发中间分条头路,像周立波那样梳得精光。文革开始人斗人,全疯了,那才叫斯文扫地,不顾颜面——从此中国人的模样,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
民国时代的商人、教授、文员、流氓、工农、女性,甚至儿童……各有范儿,山东出版的《老照片》提供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大致是民初到三十年代,民国风最鲜明,四十到六十年代进入模糊期,形神扮相多有重合,文革到八十年代,民国气完全消失,代之以共和国类型。我听美国学者说,文化人类学家曾用人物影像作世界范围各区域调查,以百年为跨度,研究现代化过程中人的面相、精神和气质,据说中国人的脸百年变异最巨大,最深刻,前后难以辨认衔接。可惜我无法找到这珍贵的资料。
再说风光,去年我得到一堆珍贵的旧版相册,一是英国人法国人二十年代前后拍摄的北国与江南,看得我心痛。那时的中国虽已内战频仍,然而只看景观,真是富饶宁静的古国,和今之欧洲没有两样,即便贫瘠落后之地,屋舍俨然,仟陌纵横,穷归穷,然而干净、自为,没有败坏,处处编织在中国自己的美学图画中。
另一组影像是日本战时出版的系列战争摄影,记录日军攻占各省市的军事景观,我在每幅照片的背景中看见了当年中国各大省区和都市,各地风格迥异,锦绣河山,非常非常好看啊,和今日景观全然不同。然而这组照片尤其令人沉痛而气短,不说也罢。


如何看待民国留下的遗产?我想这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文化的。

陈:共产党就是一份庞大的民国遗产。你能想象我党会在晚清,或者1949年后这才光荣诞生,发展壮大吗?


人们总感叹,看那些民国老照片,觉得民国人活得比现在人挺拔、时髦、有教养、有威仪——哪些东西是我们丧失掉的?

陈:民国人什么罪都受过,战争、逃难、饥荒、沦陷、破产、亏空…上海老辈说起,顶屈辱是过外白渡桥要给镇守的日本兵鞠躬,搜身,吃耳刮子。我父母在抗战逃难中亲眼见过被轰炸后狼籍道旁的尸体……可是民国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城乡户口、待遇级别、粮票油票、五类分子……更没有经历过上级下级之间,同学同事之间,街坊邻居之间,甚至家人与爱人之间的检举揭发,彼此防范,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之类,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国人,也不知道做人还有检讨、认罪、批斗、下放等等等等花样。我父亲回忆,说是1950年潘汉年给全市职员做报告,长达七个钟头,叫做“放下包袱”,意思是你解放前干过什么,全部交代,重新做人——同期,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也做同样的报告,也是一讲七个钟头,要所有民国书生从实招来——这一套,民国人哪里领教过?那时人老实啊,于是全班加入三青团之类,据实写出,签了名,交上去,以为可以效命新中国了,哪晓得从此不得好活,不得好死,牵连亲友,祸延子孙……
  那报告做了没几年,潘汉年同志自己也给铐起来,关进大牢了。
简单说,民国人没有大规模被侮辱与彼此侮辱、被监管与彼此监管的集体经验。你看抗战时期那些流亡西南的师生教授们,一路千辛万苦,稍稍安定了,长衫西装箱子里取出来,穿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严,有气象,一点看不出怨恨愁惨。你从史料看,他们之间有派系,有恩怨,有各种难堪,但没有长期被侮辱被贬损,因此戒惧而扭曲的集体心理。
《老照片》里许多坦然自若的男子女子,不过是当年乡镇打工仔,同样的角色搁在今天,面目卑贱萎缩。民国虽说还没消灭阶级,士农工商的关系绝对不像教科书说的那样。有次我去天津参加什么企业发放助学金给中学生的典礼,台上领导轮番发言,肉麻夸张,好像都是活菩萨。只有位老教授说话平实,说他抗战时家里穷,全靠民间资助才读完中学,你想,沦陷时期还有资本家设立慈善机构,不事声张,很朴实:小孩子拿份成绩单,说说家里怎样穷,不必填表申请,不必感谢党,每学期自去领钱就是。


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大师辈出、精英涌现,如何看待民国的杰出人物?我简短列一个单子,想听听你对他们的言说,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赛金花、梁启超、张伯驹等。

陈:我家弄堂里有位白面书生,兰布中山装,相貌清正,玉树临风,开口说话清清楚楚,终日和一帮野兽般的小混蛋周旋着,是静安区一所民办小学的老师,我上学时天天看见他。数年前他读到我的哪本书——真是不好意思——写了几句评语,别人转告我,才知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孙子,因为出身不好,六十年代给塞在弄堂的民办小学里,可他一年到头像个君子,好有教养。八九十年代他被起用了,是上海政协的咨议员吧。前几年我去拜访他,得到他写的书。
我至今记得他斯斯文文站在弄堂口,又正派又礼貌,对一位调皮透顶冲出队伍的小男孩说:“听见吗?!回来!你给我回来好不好?”那小子理都不理他。
民国人对人对己,有礼貌,有规矩。文革批斗老年人,再怎样挨打挨唾沫,跪下去,拎起来,论到说话了,清清楚楚,凛然有自尊——他们不知道怎样说假话,说软话,他们还没学会共和国的语言。包括被批斗的延安时期老党员,摁下去了,一顿暴打,好不容易给扯着头发抬起身,也不过是说:唉呀!小同志,你们不懂历史啊!
于是劈头盖脑接着打。
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蔡元培、陈寅恪、梁淑冥……我并没有合适的资格和语言评说他们。这类动物绝种了。我们的时代固然还有许多聪明有才之人,但所谓“人物”不是指聪明和才学。单说才学,也无奈。譬如张爱玲,不提小说,她的古文和英文,会把《海上花》全部理过,还用英文写影评、写小说《雷峰塔》和《易经》。这不过是她的小动作,及今也没哪位中国作家弄得来:她上过北大复旦中文系吗?她交过哪篇论文?
现在昏天黑地闹什么英文考试,想得到吗,方志敏这样的大烈士,你以为就会谋反吗?他在江西小地方上的是教会学校,十九岁前后就用英文写小说,发表在地方刊物上:当年的地方刊物,居然有中国人书写的英文小说!中共元老张闻天,还翻译过尼采。又譬如老左派周杨,整人无数,可他参与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圆润谨严,今天的译本哪里比得,他也没上过什么外语学院,更不是教授博导,年纪轻轻就在上海滩支使党羽,逼攻鲁迅了。现在你拎个学生会小党棍出来让他动手翻译翻译?!
梅兰芳也实在没办法:如今哪个中国大牌演员出访美国,出访俄罗斯,也弄不出他那时的动静。从影像资料看,他与洋人交接不过是微微笑着,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他的优越是因民国初起,古中国文艺第一次亮出国门,世界瞧着新奇,而他也果然金贵,艺术与生活,宛然一体。见过他北京四合院老照片吗,如今哪位身价千万的角儿有那样的家。
赛金花,不知如何置评。这类女子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自然,改革开放后嫁给洋人的女子多得很,挑头几位都有一本经:星星画展女画家李爽1978年前后和法国人相好,愣给关监狱两年,惊动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讲了,兼有一帮法国书生举牌抗议,这边才放人运到巴黎去—-无论事因,古中国与异族间的交际与通婚,源远流长,李爽这种事告诉赛金花德瓦西,人家根本不知怎么反应啊。
我们谈民国,只能谈著名人物,太多平民故事被淹没了,无从谈起。去年读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1949》,许多动人的小故事。内战起来,中原数千名中学生由老师带着,浩浩荡荡往南逃,每宿一地,就在檐下廊外就地上课。实在太苦太险,中途不少孩子失踪了,离开了,其中有位湖北女孩临别送一册《古文观止》给她相熟的男同学。此后这一册书居然成了逃难学生唯一的中文教科书,一路用到缅甸的法军集中营,用到台湾。可惊可敬啊:那位男同学五十年后回到湖北,找到书主,完璧归赵,俩老头老太捧着破书,拍了一张照。
他们算民国精英吗。一本《古文观止》,也不是为了研究国学。


几座有民国气息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台北。您作何评价?

陈:都拆了,评价什么?上海是因为要留着产业,上交利润,兼以上海殖民化形制相对透彻完整,所以没大动——1992年以后不客气了,开始动手,面目全非——1949年后给糟蹋给冷落的好城市,就是说,民国年间已经相当规模实现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城市,是天津、武汉、南京。现在老区老街老建筑,留是留着一些,局部可看,谈不上民国气息了。你读杨宪益那代人的回忆,大约可以想见吧。我有幸认识杨宪益的妹妹,看过老太太家过去的照片,多好的一座城。
  台北也没有民国气了,倒不因为这边,实在那是一座日据时代的早期现代城市,和英美法德人下过心血的上海天津,原不能比,国民政府过去后老想着反攻大陆,没怎么建设。真的弄起来,是九十年代后了,但你进入台北的人家,可看耐看的空间,可就多了。台北和民国人记忆中的民国,难比较。白先勇小说中的那些太太们初到台北,想煞南京与上海。


说到民国的可爱之处,您会怎么说?

陈: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胡兰成的说法比较可喜而平实,他说:民国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气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国老照片,虽是黑白的,陈旧的,沧桑岁月,可是细看进去,一本正经的天真淳朴。抗战时期知识妇女们笑嘻嘻扛着大刀,天真得可笑可怜,不过是拍张照。你看阮玲玉周旋那份嗲,那份柔弱,也属憨态可掬,哭着哭着,又笑起来。民国男女的婚恋聚散,也是一绝,动不动登报发启示。跑去延安的不少青年,动因是为逃婚,你看延安时期黑白记录片,一帮女青年排队拉手团团转,跳舞唱歌,也是质朴未凿,一派天真,又像发嗲又发狠,那是天津南京女子大学带过去的西洋集体舞……要不是后来知道延安整风整死人,要不是许多延安男女后来成了右派,发放东北西北,死得不明不白,那延安十三年真是天下最纯真的生活、最浪漫的地方,西方左派看了吃不消,感动死了。这种纯真浪漫,只在民国,迄今往后,中国再也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了。


对于民国时期的文艺,您的整体判断是什么?

陈:民国虽有检查机关,但没有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文联、画院、美协、舞协、音协、剧协……他们管制媒体的方式,譬如雇些打手砸你的书店出版社,真是小儿科,也属天真幼稚型。他来砸,说明你和他是分开的,现在用的着砸吗?张道藩,徐悲鸿的留法同学,抗战时期出任国民党主管文艺工作的大官,略微相当于中宣部长吧,他晚岁追求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写情诗,其中有句:“我身上一块块肉割下来,每一块写着我爱你!”肉麻吗?是的,所以这等官员怎能是共产党的对手。
前面说了,民国文艺多是民间生发的——我母亲唱过几句《总理遗嘱》给我听,那种志气的表达,好谦虚,像是哪位乡村教师业余写出来——其中左翼的,或者说,偏左的文艺(即相当于今日“体制外”文艺),是最精彩的部分。它与1949以后的文艺有关系,但又没关系,这是大话题,也得另说。


是否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认知系统,除了科技和物质在进步之外,其它方面一直在“退步”?这就涉指到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

陈:我不愿说是退步。今天大陆做成的种种事,至少,论硬件,是民国一代想做的事情。国民政府不剿共、不抗战,也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百年中国的一切折腾,都是为强国。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虽然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果然怀念民国——大概因为中国总算比较地强了,阔气了,忽然发现人的状况不妙了,时代的滋味不妙了,回头看看,居然乱世民国还有那么多妙事,那么多奇人,所以怀念吧?我不知道。顾念前朝,是历代中国的士夫情结,如今的怀念民国,性质又似不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期“民国范儿”专题呢?
政治问题归政治问题,我愿有保留地肯定今天的中国。若说民国的一切都比今天好,那是荒谬的。那时的中国还是前现代国家,像样的公路没几条。民国政治的幼稚和败笔,不知有多少:国民政府曾经明令废除中医;吴佩孚时代,议会居然集体讨论拆毁故宫,将紫禁城辟为政府机关,所幸吴大帅电令制止,违者“格杀勿论”;49年后,拆毁故宫的设想并未搁置,拖到六十年代不实行,只因国家太穷,又闹文革,顾不上,不然天安门以北全是办公楼了。所以我们时代的种种人祸,论前因,部分缘自民国时期泛滥无忌的文化激进主义。
民国离乱的一代,渴望富强。问题是途径与代价。现在是谈论代价的时候吗?我们还在付代价,还不知要付多大的代价、付什么代价呢。


现在颇多民国研究,如南京大学有《民国研究》杂志,北师大修订了《民国史料丛刊》等,民间对民国研究的热情更高。对于民国研究热,您的意见是什么。

陈:我感激民国研究学者。去年读杨奎松先生写的书,平实有据,非常好,我读到历史的理性。那是政治研究,不算文化研究,看你怎么读。在一切民国史料的缝隙里,我随处窥见那个时代的气息和质感。


不慕今人慕古人。如果说真有“民国范儿”这样一种生活礼仪或生活方式,“范儿”针对“失范”而言,我们现在的“失范”又是什么?

陈:别说“民国范儿”,连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种种“范儿”,也都遗失干净了。不是吗?如今但凡可观而存有价值的类型,几乎都“失范”了:我们真失得起啊。你想想,七八十年后的中国人会不会无限向往地说:啊!“改革开放范儿”太迷人了!真有意思啊——你举得出哪一群当今人物,日后亮得出去,留得长久,居然成为后人怀想追慕的“范儿”吗?


从民国里来,到民国里去。那些出生于民国的人,也都是民国的遗老遗少了,但却回不到民国里去。您怎么看待他们。

陈:木心先生曾经笑说这一层,警句:“遗老不够老,遗少不够遗!”如今哪有民国的遗老遗少啊:你去瞧瞧国共两党的儿孙辈。
不过我倒不以为“回到民国”是一种价值。三十年来,中国被有限释放的活力即便从未以民国为指归,但是民间各种自发的个人行为个人价值,正在各层面破茧而出,呈现奇怪而惊人的姿态,成为社会潜流,有如方兴未艾的网络。无数青苗:八零后、九零后,虽说还在念政治考试的经,但他(她)们和民国年间的孩子们理应等同,朝向未知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不愿苛责年轻人?清末民初的孩子也曾被世人讥为“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一代送走一代,今天,中国到底不是清末民初烽火离乱的中国,也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国了。
我有时瞧见簇新的青年一脸无辜站那里,即便空白如纸,总算不见党气戾气了。你知道吗,最近看江苏台为男女生牵线搭桥的电视专栏《非诚勿扰》,我非常感动。不为男女情,而是看见了坦然率真的新青年,农民工组合尤其可爱。每位男女公开说出自己的好恶,言语得体,态度自然,虽有位党校女官安插着(烫头发、抹口红,颇有几分性感),但是节目的气象实在是真实的,人性的,如胡兰成所说,有一股对人世的相信——民国的可爱,不就是这真切与相信吗?


最近的历史又是最远的历史,因为历史越近越难看得真切、辨得清楚。说了这么多民国的话题,可我却疑心它是否真的那么美好。

陈:有一位早期去延安,后来走掉的中共史家,名叫司马璐。他的自传详细描述出离延安后的四十年代中晚期,期间他去了重庆、南京、上海,又办报纸,又组党。他说,他不知道在中国还有比那个阶段更自由的感觉。当然,这家伙是个叛徒,是反动派,虽然文革后的北京党史专家据说经常越过海外向他请教当年的人物与故实。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指叫嚷自由、追寻自由的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人莫不公然宣称民主和自由。如今我们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许叫——九十年代末李慎之先生冒险破这自由的题,人劝他慎重一点,他大声说:“由我来先说吧,我是党员!”李先生是勇敢的,问题是,他本来是自由的: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为了自由而加入共产党;过了整整五十年,因为“我是党员”,他才能重提当初共产党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终于明白,不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自由就是自由。这一层,他不如五十年前的司马璐,尤不如有言在先的储安平。储安平1948年就说:在国民党那里,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今后可就是有和无的问题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民国的种种恶——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横征暴敛、弱肉强食、丧尽天良——倒是进步神速,以至发扬光大:不是吗,论恶,论恶的丰富性、离奇感、创造性,我们绝对有资格看不起民国人。 
是的。中国是以这艰难的进步警告中国:中国的进步何其艰难,何以艰难——民国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好问题。我非常希望你是对的,也希望我以上的意思全属错谬:为了免于沮丧,人乐意肯定自己存活的年代;为了免于虚妄,人会质疑传说中的前朝。遗忘民国吧,它早已被唾弃了。不过,你所说的“美好”,或不美好,是指什么呢?
                   


2010年7月28日写在北京

Monday, August 23, 2010

《雷峰塔》和《易经》

導讀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
【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淘宝地址: 《雷峰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6977758 《易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7114650 導讀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淘宝地址: 《雷峰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6977758 《易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7114650 導讀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淘宝地址: 《雷峰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6977758 《易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7114650 導讀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溗疄筹埖甑膶υ挕:蔚扰で年P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言【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一九六一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淺水灣飯店的對話。何等扭曲的關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溗疄筹埖甑膶υ挕:蔚扰で年P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言【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一九六一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淘宝地址: 《雷峰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6977758 《易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7114650 導讀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溗疄筹埖甑膶υ挕:蔚扰で年P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言【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一九六一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引言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淘宝地址: 《雷峰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6977758 《易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7114650 導讀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溗疄筹埖甑膶υ挕:蔚扰で年P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言【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一九六一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溗疄筹埖甑膶υ挕:蔚扰で年P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言【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一九六一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

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淘宝地址: 《雷峰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6977758 《易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07114650 導讀童女的路途 ──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張瑞芬   琵琶盡量不這樣想。有句俗話說:「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會報復她父親與後母,欠母親的將來也都會還。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她會將在父親家的事畫出來,漫畫也好…… ──《易經》(第七十九頁)  二○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這兩本應是(上)(下)冊的「張愛玲前傳」,一股冷涼寒意,簡直要鑽到骨髓裡。原先想像的中譯問題1並沒有發生,倒是這書裡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驚嚇。如果書中屬實,舅舅和母親無血緣關係,是抱來的(這點《小團圓》也說了),弟弟也不是她的親弟弟(那個可疑的教唱歌的義大利人……),母親和姑姑在錢上面頗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姪(明表哥)亂倫,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這一大家子的混沌關係中,張愛玲像是逃出了瘋狂牢獄,精神卻停滯在孩童狀態。她幽閉繭居,精神官能症或偏執狂般聚精會神玩著骨牌遊戲,一遍又一遍的推倒長城,然後重建。鬼打牆一般,非人的恐怖。這回,可和胡蘭成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她在這部巨幅自傳小說中無端虛構弟弟的死亡,又是為了什麼?   《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六○年代初向英美文壇叩關失敗的英文小說,因篇幅太長故一分為二,總計三十餘萬字,近八百頁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後的今日,手稿才由遺產執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從幼年寫到逃離父親家裡,投奔母親;《易經》寫港大求學到二戰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經》,下接《小團圓》,按理可稱為張愛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與《易經》仍是一個整體,從書中人名與《小團圓》完全兩樣可知。2《雷峰塔》與《易經》是張愛玲的英文自傳小說,《小團圓》則是為中文讀者寫的,成書晚些,約在七○年代中期,與〈色,戒〉同時。   熟知張愛玲的人,讀《雷峰塔》與《易經》,初初會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語〉、〈童言無忌〉和《對照記》內容),但李黎所謂「張愛玲到底不是珍.奧絲婷,她的童年往事實在無法撐起一本近三百頁的小說讓人手不釋卷」,則未必屬實。讀張愛玲這部形同〈私語〉和《對照記》放大版的自傳小說,最好把自己還原為一個對作者全無瞭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讀《紅樓夢》不要拿榮寧二府人物表焦慮的去對照曹雪芹家譜)。你只管順著書裡的緩慢情調和瑣碎細節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烏篷船裡聽雨聲淅瀝,昏天黑地,經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當然,記得要先找出霉綠斑爛的銅香爐薰上第一爐香,從《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開始,就是以孩童張愛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歲時就懷疑一切的眼光,看著母親(楊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國,父親(沈榆溪)抽大煙,和姨太太廝混,宴客叫條子。在大宅子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裡,廚子花匠男工閒時賭錢打牌,婢女老媽子作藤蘿花餅吃,老婆子們解開裹腳布洗小腳,說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張愛玲《對照記》裡說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個人都是甕聲甕氣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頂愛背後的這些聲響,有一種深深的無聊與忿恨,像是從一個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來的風,能提振精神,和樓上的世界兩樣。」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許是象徵著父權 封建舊時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後,正如魯迅所說:「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這一大家子的敗落裡(包括母親、姑姑或繼母),沒有一個是贏家,結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歸結到底,《雷峰塔》與《易經》形同《紅樓夢》民國版,續集,或後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遺老遺少和他們的兒女同舟一命,沉淪到底。   在現代文學作家裡,張愛玲的身世是少見的傳奇,「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她的弟弟張子靜就說:「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那是清末四股權貴勢力的交匯,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後人,繼母則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都是歷代仕宦之家,家產十分豐厚,然而巨塔之傾,卻也只要一代,在張愛玲父親時,因為親戚佔奪,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殼子。《雷峰塔》與《易經》裡,永遠是付不出的學費,戒不掉的鴉片、嗎啡和姨太太,老宅子裡煙霧繚繞,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嗎?」「難怪世界都變了」。這兩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閒話,像里巷街議,也像賈雨村甄士隱在石獅子前笑談榮寧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著是《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經》作為自傳小說之名,還真有點凌叔華《古韻》(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張愛玲書名或標題一貫的雙關意涵。   張愛玲初到美國未久,以一個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發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說,或許是個錯招,但這並不表示這書沒有可讀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功夫的,書中除了加重對白的份量,還原那個時代敗落家族的氛圍,也前所未有的揭開了人性在物質下的幽暗(骨肉手足為了錢,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對親情的決絕。這些「不能說的秘密」,從未在張愛玲其他作品中這麼詳盡的被披露過,卻很可以用來理解張愛玲後半生的怪異行徑。   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囉囉嗦嗦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裡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還有還有──「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3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雷峰塔」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裡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子,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裡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裡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寓。「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七○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甯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裡,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代4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易得來的一點錢全數交給了母親,後來竟無意間發現母親輕易把這錢輸在牌桌上了。楊露以為女兒必然是以身體作了交換,她催促琵琶親自前往老師住處道謝,之後並偷偷窺看琵琶入浴的身體,想發現異狀,這事卻使琵琶感到羞辱極了。  任何人讀了母女間這樣的對話後,都要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爸爸傷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樣。從你小時候,我就跟你講道理。」不!琵琶想大喊,氣憤於露像個點頭之交,自認為極瞭解你。爸爸沒傷過我的心,我從來沒有愛過他。  再開口,聲音略顯沙啞。「比方說有人幫了你,我覺得你心裡應該要有點感覺,即使他是個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話我會很感激,琵琶心裡想。陌生人跟我一點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媽。」她帶笑說:「我說過我心裡一直過意不去。現在說是空口說白話,可是我會把錢都還你的。」──《易經》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是一個多時不見母親的女兒,巴巴的轉兩趟公車到溗疄筹埖甑膶υ挕:蔚扰で年P係,父親叫做「二叔」,母親叫作「二嬸」,比陌生人還緊張防備,時時記得還錢還情,永遠看到母親在整理行李。琵琶從父親和繼母的家領受到寄人籬下的羞辱,從母親和她不斷更換的男友感到另一種無靠。最後母親告訴她當初被自己的母親逼迫結婚,並暗示了她為何不能如此有所圖報,母女間的信任決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還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後,惡夢追逐,痛楚圈禁,一輩子都沒有回過神來。在榮華表象下,她只像小貓小狗般的妝點著母親應有的華美生活,還不如保母何干在廚房絮絮叨叨邊弄吃的邊罵鄉下來的不成材兒子,讓他睡在廚房地上住了個把月才趕他回去。母親沒有愛過她,母親怪別人還來不及呢!   張愛玲在〈造人〉這篇散文裡曾說:「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易經》裡琵琶是這麼說的:「我們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瀕於瓦解才真正了解他們。」這難堪的華袍長滿了蚤子,張愛玲第一次近距離檢視自己的生命傷痕,離開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後,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監禁了四十年,與外在環境全然無涉,連與賴雅的婚姻也不能改變這事實。她聚精會神反覆改寫那沒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換旅館的不便裡,在蚤子的困擾中,在絮絮叨叨問候宋淇和鄺文美的瑣碎裡,直到生命的終結。「許久之前她就立誓要報仇,而且說到做到,即使是為了證明她會還清欠母親的債」。   這是一個太悲的故事。繁華落盡,往事成煙,只留下一個活口來見證它曾經的存在。由於傷重,過早封閉了心靈的出路,張愛玲的創作生命實在萎謝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場電影出來,滿街大太陽,忽忽若失。她的寫作不僅速度緩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寫了二十餘萬字,再壓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淚》(Pink Tears)這部英文小說一樣無人問津,也幾乎要白寫了。   真實人生裡,另有一樁更不堪的事,發生在弟弟張子靜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淒涼的張子靜,驟聞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裡的〈童言無忌〉再讀「弟弟」,眼淚終於忍不住的汨汨而下,在《我的姊姊張愛玲》書裡說:「父母生我們姊弟二人,如今只餘我殘存人世了。……姊姊待我,總是疏於音問,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柢是永世不能改變的」。5這個事實,在《雷峰塔》裡被無情的推翻了。在這部自傳性很高的小說裡,張愛玲筆下的弟弟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緣和舅舅一樣有問題: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國人」。珊瑚的聲音低下來,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這一點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實那時候有個教唱歌的義大利人──」,她不說了,舉杯就唇,也沒了笑容。   這是張愛玲八歲,弟弟七歲,母親(露)與姑姑(珊瑚)剛返國時的對話。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親的家後未幾,弟弟(沈陵)罹肺結核,在父親和繼母(榮珠)疏於照料下猝逝,才十七歲。琵琶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很迷惘,「將來她會功成名就,報復他的父親與後母。陵從不信她說這話是真心的。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了。他的死如同斷然拒絕。一件事還沒起頭就擱起來了」。   弟弟的死,顯然不是事實。真實人生裡的張子靜一生庸碌,唸書時辦了個刊物,向已成名的張愛玲邀稿被拒:「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熬過文革時期,他中學教員退休,落寞蝸居在父親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裡,在季季訪問他兩年後(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許血緣之事只是虛構的波瀾,我只想著張愛玲這麼早就下筆這麼重了,假設六○年代這部小說在美國「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時與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著她的弟弟讀了,那恐怕就是震驚,而不是眼淚汨汨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張愛玲一九九二年致書宋淇「《小團圓》要銷毀」是因為顧慮舅舅的兒女或柯靈的感受6,她的作品更早就無情傷害過父親、繼母、舅舅許許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寫作是何等傷人傷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當,回憶,就是那劈傷人的,沉重的枷鎖。如今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都已經燒完,故事也該完了。在爐香裊裊中,那個童女彷彿穿越時空異次元,仍然圓睜著四歲時的眼,懷疑一切,並且相信文字永遠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與一切證據。   1.李黎《中國時報》二○一○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譯中的雷峰塔〉一文認為,讀《雷峰塔》英文本感覺「英文的張愛玲顯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譯回中文恐怕也將失真。  2.不知為何,只有張愛玲好友炎櫻同樣名為「比比」,其餘人名均異。  3.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皇冠,二○一○年七月。  4.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   5.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後,季季於上海訪談張子靜,與他合作寫成《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一九九六年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二○○五年印刻出版社再版。  6.季季,〈張愛玲為什麼要銷毀《小團圓》?〉,《中國時報》二○○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引言【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外界一般只知道張愛玲寫了些電影劇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中文版即〈重訪邊城〉)。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時期似乎不算碩果豐盛。   但根據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間,她原來正寫一部兩卷本的長篇英文小說,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經歷。下面是相關的書信節錄,全由張愛玲寫給宋淇夫婦: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說第一章終於改寫過,好容易上了軌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氣寫掉它,告一段落,因為頭兩章是寫港戰爆發,第三章起轉入童年的回憶,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戰,接著自港回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此後寫胡蘭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最後加上兩三章作為結尾。這小說場面較大,人頭雜,所以人名還是採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譯,否則統統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國人看了頭昏。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說總算順利地寫完第一二章,約六十頁,原來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須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過了夏天能寫完全書一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說改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照原來計畫只寫到一半,已經很長,而且可以單獨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預算再有兩個月連打字在內可以完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舊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頁的小說,月底可打完。一九六一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許多打錯的地方待改。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現在正在寫那篇小說,也和朗朗一樣的自得其樂。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說還不到一半,雖然寫得有滋有味,並沒有到欲罷不能的階段,隨時可以擱下來。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並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  [……]   把它東投西投,一致回說沒有銷路。在香港連載零碎太費事,而且怕中斷,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還說不出什麼時候能有。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正在幫我賣《易經》1,找到一個不怕蝕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還沒動手譯,但是遲早一定會給星晚譯出來,臨時如稿擠捺下來我決不介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說,一得到關於賣《易經》的消息不論好壞就告訴我,這些時也沒信,我也沒問。  [……]   譯《雷峰塔》也預備用來填空,今年一定譯出來。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們看見Dick McCarthy沒有?《易經》他始終賣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為是原書的前半部,?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一時想不出省事的辦法,所以還沒譯。   自是以後,此事便沒再提起。後來我讀到高全之〈張愛玲的英文自白〉一文2,發現她曾在別的地方間接談及《雷峰塔》和《易經》,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參考書《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寫信來叫我寫個自傳,我藉此講有兩部小說賣不出,幾乎通篇都講語言障礙外的障礙。  其二是張愛玲寫於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簡介,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譯:   我這十年住在美國,忙著完成兩部尚未出版的關於前共產中國的長篇小說 [……] 美國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兩部長篇的人物過分可厭,甚至窮人也不討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編輯來信說:如果舊中國如此糟糕,那麼共產黨豈不成了救主?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弧R屪x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
  照寫作時間判斷,張愛玲指的該包括《雷峰塔》和《易經》──若把它們算作一部長篇的上下兩卷,則《怨女》可視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世,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在其遺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手稿後,便按遺囑把它們都寄來宋家。讀這疊手稿時,我很自然想問:她在生時何以不出?也許是自己不滿意,但書信中她只怨「賣不掉」,卻從沒說寫得壞;也許她的寫法原是為了迎合美國廣大讀者,卻不幸失手收場;也許是美國出版商(如Knopf編輯)不理解「中國」,只願出一些符合他們自己偏見的作品,結果拒絕了張愛玲。無論如何,事實已沒法確定,我唯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們珍藏家中,然後提供幾個理論去解釋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給任何理由。但對於未有定論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資格作此最後裁決嗎?幸好我們活在一個有權選擇的時代──所以我選擇出版這兩部遺作,而讀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選擇讀或不讀。這些理由是什麼,我覺得已沒必要列舉,最重要的是我向讀者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無可否認,張愛玲最忠實的讀者主要還是中國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暢地閱讀她的英文小說。沒有官方譯本,山寨版勢必出籠。要讓讀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經》是什麼樣的作品,就只有把它們翻成漢語。但法國名言謂:「翻譯像女人:美麗的不忠,忠實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們的翻譯可以有兩種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張腔」翻譯,但要模仿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譯,對英語原文亦步亦趨,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不管是否討好,我們現在選擇的正是第二條路,希望讀者能理解也諒解這個翻譯原則。

  1.Dick是理查德.麥卡鍚(Richard McCarthy),五○年代曾任職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的處長。參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八年。

  2.〈張愛玲的英文自白〉,見高全之《張愛玲學》,台北:麥田出版,二○○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