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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Q & A with David Harvey & Miguel Robles-Durán - Join me and Miguel Robles-Durán for a live Q&A session tomorrow, Wednesday, January 10th at 2:00pm (EST). Support our Politics in Motion Patreon to submit ...3 month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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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pril 29, 2009
終將要回歸繁體字?
南方報業新聞 時間: 2009年04月16日 來源: 南方周末
作者:陳一鳴 崔迪
□本報記者陳一鳴實習生崔迪
8集人文電視紀錄片《漢字五千年》的“東家”是孔子學院,原本設定的目標觀眾是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外國人。國家漢辦主任、孔子學院總部總幹事許琳說:“ 我們走出去總得印個名片,這張名片就是《漢字五千年》。”有海外媒體撰文稱該片“受中南海推崇”。《漢字五千年》總策劃兼撰稿指導麥天樞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曾擔任《大國崛起》的總策劃,片子播出後,有位英國記者采訪我時堅持認為《大國崛起》是高層政治的風向標。對待中國的事情,他沒有平和的知識習慣,卻有激動的政治意識。”《漢字五千年》攝制組先後赴12個國家采訪了上百位學者,以“春夏秋冬”等32個代表性文字,將漢字背後的歷史命題漸次展開。
當漢語“乘桴浮於海”,必然遭遇文明的交流與融合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教師方傑曾在美國鹽湖城學區教了兩年漢語。
“我個人認為,在美國,漢語教學就是繁體字與簡體字的抗爭。漢語在當地生活中很少應用到,當地只有一家華文報紙,還是繁體的。唐人街用的都是繁體字,學了一段時間,很多學生也能猜出與簡體字相對的繁體字是什麼意思了。漢語文化的推廣方面,台灣勢力很強,他們主張用繁體。當地報紙之所以不用簡體,是因為他們認為繁體字更能代表中國文化。”方傑說。
作為《漢字五千年》的總策劃,麥天樞借此機會對五千年漢字文化進行歷史回觀,他說幾千年繁體字的歷史比幾十年簡體字的歷史重要得多。
與標準意識形態距離較遠
南方周末:你為什麼願意策劃《漢字五千年》?
麥天樞:起初孔子學院總幹事許琳找到我,說她想做個有價值的東西,談了兩三次之後雙方很投機,我就著手做了,8集的題目、思路和基本內容都是在這個基礎上拿出來的。當然,我和許琳的幸運還在於,參與《大國崛起》的“三多堂”主力創作人員都能及時介入進來。
我之所以接受《漢字五千年》,是因為它能夠體現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思考,它對社會無害,與標準意識形態距離較遠。如果沒有這幾個前提條件,我談都不談。
即便如此,有些地方還是得適當妥協。比如談到文字的起源,標準說法是勞動創造一切,文字和文化自然也就是勞動的產物。我的看法與標準說法有所不同,最終我沒有陳述我的看法,卻用相當多的篇幅描繪最初的文字和勞動人民相距有多遠。
南方周末:《大國崛起》充滿中國如何“和平崛起”的思考,在《漢字五千年》中漢字被描述成中國崛起的一種標志。這兩部片子有沒有邏輯上的聯系?
麥天樞:有聯系。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今天,對主要國家的歷史經驗沒有自己的理解是不可思議的,沒有對自身傳統的理解更加不可思議。不管中國國內制度怎麼變化,世界接受這十三億人口都是不可避免的,這十三億人口不可能簡單地拋棄自己的文化,這也是必然的。在這種情況下,這十三億人和世界上幾十億人就有一個交流的問題。
“五四”之後,中國進入“歷史虛無主義階段”
南方周末:如果說《漢字五千年》屬於政論片,您是否同意?
麥天樞:不是政論片,《漢字五千年》以敘述甚至描述為主,判斷性語句很少。涉及到判斷性語句,我和其他主創人員都會反覆斟酌,甚至解說的語氣語調我們都很在乎,比如第二集最後一段,講到中國文化到了漢朝,就像黃河衝出晉陝峽谷,既從容不迫又波瀾壯闊……我建議解說員不要念得那麼激情澎湃,可惜他一讀到那兒自然就激動起來,客觀描述就帶上了主觀色彩。
再比如第五集講到書法時,我們說宣紙、硯池把一個民族的才華囚禁了上千年。這當然是判斷,但這個判斷仍以描述為基礎,講到了舊時知識分子在其生命的有用之年,三分之一時間都在苦練書法,尤其到了清朝,寫不出一手好的“館閣體”,知識再豐富也無緣金榜。因為社會不需要變革,必須把“多餘的”創造力制度性地消耗掉。
南方周末:《漢字五千年》對中華文明的關懷,與以往有什麼不同?
麥天樞:我們有意把漢字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以便使敘述建基於深厚的歷史土壤之上。說白了,我們想做一部文化紀錄片,而不是一部文字專業紀錄片。以漢字作為基本線索回觀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五四運動”之前,中華文明樹大根深,是一個封閉自足的社會;“五四運動”之後,中國進入“歷史虛無主義階段”,我們的歷史被視為純粹的罪惡和負犇。這兩個階段,回觀歷史的主體都是社會精英階層。近30年的歷史回觀有兩個特徵:首先我們第一次能夠以理智和平靜的心境看待自身歷史;其次,這次歷史回觀是在國際交往、大眾參與的基礎上進行的。
南方周末:《漢字五千年》的核心價值何在?
麥天樞:首先,《漢字五千年》是在大眾傳媒上以公共文化產品的形式面對我們的歷史,這是它最重要的價值。
其二,爭取站在中華文化自身的立場上描述中國歷史,跳出了“五四運動”以來盛行的兩種歷史敘述方式---首先是意識形態的方式,這種方式來自西方,它將歷史劃分為不同發展階段,強行將中國歷史納入這個框架,無論如何都難免削足適履之痛;其次是西方中心論的歷史敘述方式,它沒有脫離“發展”和“進步”這個價值判斷,沒有平衡的、平等的全人類立場。在今天看來,這種敘述方式顯然也缺乏對中華歷史的尊重。
漢字五千年比幾十年簡體字的歷史重要得多
南方周末:現在有一種巨大的聲音,就是向傳統尋找自尊、歸宿和未來。您怎麼看待這個潮流?
麥天樞:我之所以參與《漢字五千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看到了這種趨勢。歷史虛無主義者必將喪失思考和言說的根據---你愛說可以說別的國家,別說中國;你一旦說中國,無論如何,它幾千年就是這樣過來的。這些歷史虛無主義者如果能在春節前夕坐上衛星,看看中國上億人浩浩蕩蕩地全國大搬家,就會明白歷史和傳統是無法虛無的。中國人之所以不計代價和成本地流動,就是為了滿足大團圓這樣一個情感需求。這樣大規模的移民每年都在上演,周而覆始,從不中斷。這就是能夠看得到的傳統,它充滿感情,因而具有力量。
南方周末:回到漢字上,也有好多人提案,回歸正體字,或者繁體字,您對這個怎麼看?
麥天樞:有恢復的理由。簡體字是全球化壓迫、效率壓迫導致的,為了使更多人口識字而發明的,有其時代的合理性。但手寫時代已經結束了,鍵盤寫作時代來臨了,此時繁體和簡體在寫作上的成本差異不大。簡體字與傳統有距離,而繁體字與傳統直接對接。
不過這不僅僅是觀念問題,更是社會效益問題,既包括經濟效益也包括文化效益。一定要想清楚,回歸繁體字我們將支付多少成本,這是要算賬的。第二,還要論證回歸繁體的文化收益有多大。
南方周末:您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傾向,支援還是不支援?
麥天樞:我認為,最終要回歸繁體字。從台灣、香港的經驗來看,繁體字並不影響表達效率和精確性。過去幾千年的歷史比我們三十幾年簡體字的歷史重要得多。
朱大可: 漢字革命和文化斷裂
南方報業新聞 時間: 2009年04月16日 來源: 南方周末
作者:朱大可
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後果,就是引發了現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確認文化在國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為隻要透過“革命”式的清潔手段,就能一舉掃除文化弊端,為政治制度轉型奠定基礎。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針對傳統文化的“革命思維”更加甚囂塵上,從1950年編制《常用簡體字登記表》開始,到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正式公佈,在短短七年時間裏,便完成了從秦帝國以來近2000年的文字變革。
我們已經被告知,這場漢字革命,僅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種序曲而已。1950年,毛澤東主席在一封給同學的信件中宣稱,“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隻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這是最高領袖的戰略設計。毛以最簡潔的語言,公佈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劃案。
在不懂 “科學”的“科學院長”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漢字成了文化獻祭的第一頭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嚴厲的審判和肢解。新月派詩人暨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先生,因反對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淪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憤自盡,成為漢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簡化運動的戰車,碾碎的並非隻是陳夢家一人,而是一個龐大的“右派”群體,以及所有敢於對文化大躍進說“不”的知識分子。
事實上,只有少數過繁的文字(如“鑼”、“纜”、“驤”、“鑽 ”、“鑾”等)需要進行適度手術,大部分漢字筆畫都在可接受的範圍以內,但這場拼音化運動的序曲,並非隻是一種文字自身的變革,而是隱含著更為複雜的政治訴求,它一石數鳥地實現了下列戰略目標:第一,向民眾顯示了文化大一統的威權,成為與嬴政“書同文”媲美的歷史偉績;第二,向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陣營表達了 “字母共產主義化”的決心;第三,徹底劃清了跟港台資產階級反動政權的文化界線。
在1956年完成漢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 年,漢字拼音化被進一步提上議事日程,吳玉章領導的文改會擬定《漢語拼音文字方案》上報國務院,周恩來似乎意識到不宜操之過急,便刪除“文字”兩字,從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劇變為“拼音文字”。但為了實現拼音化目標,直到1960年,當局還在頑強地推動拼音文字的地方實驗,在山西萬榮等地組織培訓班,甚至創辦全部由拼音文字組成的報紙,指望這場簡化字運動能導向拼音文字在中國的全面勝利。
毫無疑問,漢字簡化運動無非就是拼音化運動的階段性成品,不看到這點,就無法對這場運動的本質做出準確的判定。簡化字隻是一種過渡手段,其最終目標,就是要徹底消滅漢字,以及消滅一切由這種文字所承載的歷史傳統,實現向“文化共產主義”的偉大飛躍。
但這場拼音文字革命最終無疾而終。與這場拼音化運動同時宣告失敗的,還有所謂“畝產萬斤”的農業革命,以及全民大煉鋼鐵所代表的工業革命。這三場革命彼此呼應,儼然是神聖的三位一體,企圖從不同角度完成烏托邦藍圖的刻畫,卻都因違背“天意”而以失敗告終,並給民眾留下巨大的創傷記憶。但作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簡化字卻被保留了下來,與反右鬥爭的偉大成果一起,成為引致文化衰退的種籽。這種“簡體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質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葉入學的小學新生,從一開始就注定要接受簡體字的規訓,並且以簡體字為文化認知的根基,這就是所謂“簡體字世系”。該世系成員對“繁體字”文本的敬畏已經退化,歷史情感日益淡漠。這種文脈承繼鏈索的斷裂,為“文革”的大規模爆發奠定了文化基礎。在簡體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後,也即1966 年革命風暴降臨時,已經長大的“簡體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輕易地與歷史決裂,宣判繁體字文本“有毒”,成為焚燒“封建主義”舊書的文化殺手。在“文革”“ 掃四舊”運動和“簡體字世系”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邏輯關係。
更加耐人尋味的是,儘管出現過兩種文字並存於教科書的雙胞現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紅衛兵,大多是“繁簡混血系”的成員,跟繁體字文明有著密切的血緣聯系,但他們對繁體字所表現出的強烈敵意,卻超出人們的想象。為了顯示其政治純潔性,他們做出了比年輕的“簡體字世系”更為激越的革命姿態。
豎排繁體字圖書的大焚毀運動,導致了一個嚴重後果,那就是繁體字圖書幾乎蕩然無存,只有極少數文本,被無畏的民眾偷藏,僥倖殘留下來。1972年以後,它們開始在渴望讀書的人群中閃現,倣佛是一種地外文明的饋贈。地下閱讀者往往把繁體版和簡體版的區別,當作判定圖書價值的標準。而繁體字文獻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載的歷史文化代碼,就是它重穫珍視的原因。舊版《三國演義》、《聊齋志異》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種“革命”封皮後秘密傳遞,猶如從灰燼中復活的文明火燄,照亮了閱讀者飢渴的靈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許多人正是當年參與焚燒圖書的紅衛兵),日後成為新三屆大學生的主體。在極端純潔的革命年代,繁體字文獻就是文化復蘇的秘密搖籃,它的文化貢獻,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闡釋。“文革”期間出版的革命讀物,無疑都是以簡體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種《水滸傳》簡體字本。它們是古典文獻簡體化的範本,向廣大“無產階級”昭示了文化現代化的圖式。以橫排簡體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獻,就是一次政治鑒定,它要從文字學的立場,判處《水滸傳》乃至《紅樓夢》無罪。而更多的繁體文獻,則將繼續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極端語境中,繁體文本自身就是一種象征,代表著文明的記憶、流逝的歲月以及柔軟溫存的部分,而簡體字則是革命、現代性和堅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時間之刀,製造了文明的分裂。
這種經過簡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識形態的重大隱喻和讖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樣,從“愛”到“愛”的轉型,正是“心”和“靈魂”大步淪喪的象征;而“聖”向“聖”的轉型,則意味著精神高度(耳代表諦聽,口代表言說,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學表征)向更為低級的土木建築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簡單疊加,預言了當代城市所展開的高樓競賽)。而由“陸”成“陸”,則預示著階級鬥爭(“擊”)和內訌型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號 “x”和“又”滲透到文字內部,腐蝕著它的靈魂,把它們變成一堆可笑的雜碎。神鳥“鳳”改成“鳳”就是一個范例,它以類似否決(“又”類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話、神性、想象力和隱喻關係,並切斷閱讀/書寫者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血脈。但這種粗暴的斷裂模式,卻完全符合革命式進化的原則。
這斷裂直到1977年起才開始逐步彌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學名著,簡體字退出激進的“文化革命”程式,跟舊文明達成古怪的和解,並開始承載它的精神成果,而簡體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這一文化妥協重塑了簡體字的面容,使它看起來顯得十分無辜,猶如一個道德純潔的殺手。簡體字是一個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漢字的面目在世,在現代性的名義下,篡改著漢字的隱喻天性,阻止著傳統文化復蘇的進程。
在21世紀的中國大陸,那些喝簡體字嬭汁長大的一代,缺乏對繁體字的文化親情,更遑論對古典文化的熱愛。他們無視簡體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認它作為漢字滅絕工具的歷史。新簡體字世系甚至公開指控說,“恢復繁體字是對80後的摧殘”。這無疑是一種嚴重的罪名。繁體字一旦無法穫得年輕一代的支援,便注定要在冷漠或聲討中消亡。不僅如此,它還要腹背受敵,被迫面對國家語委的行政威權---繁體字屬於“不規范”漢字;學校教育中禁止書寫繁體字;公共場合禁止使用繁體字,如此等等。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華夏文明復蘇的堅硬屏障。鑒於上述原因,我們隻剩下惟一的“救贖之路”---立即追認繁體字為“世界文化遺產”,因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經死於那場大躍進的狂歡。
(附識:繁體字的正確叫法應當是“本體字”,而簡體字則應當稱為“毛體字”。但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這兩個約定俗成的名詞,但並不意味著筆者認同這種不當的稱謂)2009年4月1日寫於上海莘莊
Thursday, April 23, 2009
為何日本掀起「漢字檢定」熱潮?
第一是實用性。因為這是一種國家承認的資格,若能拿取最高的一級或二級(共10級),對找工作及升學都有幫助,例如報考大學及高中時,若有漢檢資格,大都獲得加分。一些大企業及工種(如秘書、記者等)也重視漢檢資格。國家公務員考試也出漢字相關題目。
第二是社交性。日人錯讀漢字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政治家及藝人這類公眾人物在傳媒面前用錯或唸錯漢字的情況成為笑柄,首相麻生太郎因此多次大出洋相。在公眾場合能夠正確及有技巧地使用漢字會另人刮目相看。
第三是趣味性。透過電視節目(如「クイズプレゼンバラエティー Qさま!」及「熱血!平成教育学院」等)、電子遊戲(如「漢字トレーナー」)及通俗書籍(如《読めそうで読めない漢字》)將學習漢字成為樂趣及潮流。
香港人(當然包括在下)執筆忘字、別字、懶音及誤讀的情況十分嚴重,也許我們也可以學日人搞「漢字檢定」!
Wednesday, April 22, 2009
漢字、國家與天下 梁文道 @ 2009-4-21
今天大家在辩论汉字繁简之争时,往往忽略了当年中国政府推动简体字,除去扫盲等种种便利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长远更终级的目标:那就是汉字的拉丁化。早在 195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也就是当局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理由了,它不只可以为全国上下的普通话树立标准,还能让大家逐渐适应拼音文字,令它终有一日取传统汉字而代之。也就是说,简体字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汉字的拉丁化才是现代汉字改革最后的目的地。
晚清以降,从世界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一直到汉字拉丁化运动,各种废除传统汉字的激进方案层出不穷。而且他们的推手虽然政治立场迥异,但却有志一同,所据的理由也大致相似。例如钱玄同,他认为传统汉字“和现代世界文化格不相入”,主张“学校从教字起直到研究最高深的学术,都应该采用拼音新字,而研究固有的汉字,则只为看古书之用”。又如瞿秋白,他更嫌白话文运动的结果不彻底,无法做到完全的“文言合一”,于是激烈地说:“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破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我们可以把一切用汉字写的中国文叫‘旧中国文’或者汉文,而把罗马字母写的中国文叫作‘新中国文 ’。或者简直叫作‘中国文’”。
为什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这批名人如此痛恨汉字,非欲除之而后快呢(尽管他们一辈子也在使用繁体字)?用现在的说法,那是“受到了西方的毒害”。当年的语言学家受到粗俗版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全人类的文字系统都可以列进一条单线进化的轨迹,从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再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后则进化至表音文字。汉字是种表意文字,比起拼音的西方文字,实在落后太多。在那年头,中国知识界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真可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于是连沿用数千年的汉字也被他们拿出来当作革命的对象,似乎汉字不改就不得富强。
如果说真有什么东西极具“中国特色”,不该轻易让步于“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那一定就是传统的汉字了。由于汉语以单音节为主,同音字的数量太多,所以汉字的发展走向了表意的道路,着重字形构义,以免同音字造成误会与不便,这种特征和语音辨义的拼音文字大异其趣,开发了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视像世界。 欧洲学者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据此联想推论出种种中西文化差异的玄谈,很富“东方主义”色彩。他们有的嫌中国思维方式过度联接自然现实,所以缺乏逻辑推理能力;有的则反过来说汉字形体只需三两个具体模件,就能表达极抽象的意念,是种适合哲学的文字(例如现代普通语言学之父洪堡特,他曾赞誉汉字形体 “自有哲学工夫在其中”。无论扬抑,他们都晓得汉字是欧洲人的异己,与拼音文字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世界。
我的老师,哲学家关子尹先生就曾在《论汉语古文字中的哲学工夫》一文中以“幾”为例,说明汉字抽象思维的特点:“‘幾’的金文从从戍,从二幺,即两条细丝并列之形,意会一些‘细微之极’的事情或事态,《周易·系辞上》中‘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幾’中的‘幾’,即是此意;‘戍’则解持戈防守。二者合起来,便意会吾人对‘细微之极’的事象保持警惕。”一个“幾”字,在中国哲学里的重要,真可以“微言大义”形容。“例如《周易·系辞下》中有‘知幾其神乎 ’、‘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等语,很清楚的道出了‘幾’的认识与掌握于世道人生的重要。”又如《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后世号称‘十六字心传’的经典名句,因为此中提到的‘危’和‘微’,正是‘幾’一字从从戍的要旨所在。”为什么一个字就能表达如此精湛深微的想法呢?这正是汉字以形构义的结果。
假如真把汉字拉丁化,变成一套拼音文字,不仅会造成一字多义等种种实际的麻烦,更有可能改变了汉语思维世界的特质。我无意在此比附汉字拉丁化和汉字简化同样会遇上的问题,因为我不想正面介入当前的繁简之争。我感兴趣的,始终是当年中国知识界改革汉字呼声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宁愿中断汉语思维本色的传统,也要奋力推动一场惊天动地的语言规划呢?
与今日大谈“中国特色”的情况相反,早辈中国知识界中的“进步分子”以粗糙的演化论为世界观基础,把他们心目中的“西方”视为普世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它既高级又普世,我等不得不从。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左派,尤其用心于旧中国的改造甚至扬弃,尤其钟情于普世大同的国际情怀。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政治口号,一直到汉字拉丁化的倡议,尽见这种心意的急切。所以蒋介石虽也曾动过简化汉字的念头,但始终不及共产党人的坚持决绝,未能真正推行革命大计。
然而,这么说还是太过简单,很容易让人以为那些“进步分子”只是盲目追求西化,从而忽略了汉字革命里头的复杂面向。
首先,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和白话文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语言优先于文字,声音优先于字形。之所以要读写白话文,是为了“我手写我口”。不只要让我手上的文字臣服于我口中的语言;更要一反古代文言分离的传统,达致言文一致的境界。瞿秋白和钱玄同力主汉字拉丁化,其实是这种想法的合理延伸:既然要我手写我口,那么我使用的文字就不该是表意文字,而是能彻底地透明地传达语音的表音文字。如果借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这实在是一种非常西方的 “ 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以语音为绝对根源的玄妙形上学。
但是,如此激进的西化方案却又吊诡地服务了建国的目的。因为要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口,真正实现汉字拉丁化的长程目标,我们说的语言就不能不统一;否则大家按照各自方言不同发音拼写出来的文字又如何能通行全国?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改变书面语,也不能只是改造汉字,还要同时推行遍及全中国的“国语”或“普通话”,使中国人先说同一种语言,再以此为基础写出同一种文字。
以往的中国人虽有不同方言,却能凭脱离口语的文言文彼此沟通,而且还发展出广被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从日本、朝鲜一直到越南,莫不在汉字的影响范围之内。可是和这种汉字文化圈相适应的“天下观”,却与现代东传而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矛盾。按照现代民族主义的常规,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有统一而标准的国语,又必须有能够准确表达这套国语的文字系统。所以除了日本保留部分汉字,朝鲜和越南都先后放弃了汉字,按自己的国语改采一套新造的拼音文字(就连日本也曾有过完全弃绝汉字的“新国语运动”)。至于中国,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更是民族国家建立计划的一部分。可别忘了,自清末开始,“中国不算是一个国家”和“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哀叹就已渐成共识。要让中国人团结起来,语言统一是极其必要的;要让中国人没有内在的区隔,把本属士绅阶层的书写能力交还给大众,也是不可避免的。白话文的推行,汉字的改革,以及标准普通话的成立,全是中国建成民族国家的核心工程。
虽然这样的叙述太过简略粗糙,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现代汉字改造计划背后的种种张力。它不单单是为了扫盲(其实,即便扫除文盲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常见步骤),更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把中国从过去的“天下中心”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的一员。问题是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总是要求我们统一国语,并以语言驾驭文字,仿效西方民族国家在语言上的种种规划。但这种举措却与传统中国文言分离,以文字形体为思维核心的现实差得太远。这是现代民族主义不可排解的内在紧张,一方面想要树立自我,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跟随现成的模式;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宣称自己的独特,但每一个国家宣称自己独特的方法却是一模一样的。围绕汉字汉语的种种争议正源自这种深层的矛盾:如果它要成为一套现代的民族国家语文,它就必须放弃自己固有的特色;如果它要保持字形构义、言文分离的传统,就不得不违反现代民族主义的惯见模式。所以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总会特别敏感地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从媒体上的方言和口音之争,到汉字该不该回复繁体的论战,再小的涟漪下面都是汹涌矛盾的暗流。昔日我们以改革汉字为代价,换回民族国家大舞台的入场券,于是留下了难忘的创口和难解的矛盾,与现代中国建立过程中的各种耻辱一起进入集体记忆。今天我们自觉强盛,自然就有抹除伤口的冲动,以回复汉字原貌为崛起象征。近年有不少学者重提古人的“天下”秩序,觉得它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国际”秩序外的另一选择。把“天下”的重现和汉字的复原这两种提法放在一起并观,实在是件别有兴味的事。
朱大可 文化复苏当从汉字起步
汉字同时也是解码古文明的密匙。例如,“蜀”字里早已蕴藏“纵目族”的造型密码,但该密码直到三星堆青铜器出土才被确认。此外,正是借助汉字我们才获知,“堯”是大地(土)之神,而“秦”是集体事禾的农人,“越”是执钺奔行的战士,如此等等。汉字谱系,就是反观中国历史的最精确的橱窗。
汉字所包含的东方思维方式——具象、隐喻(象征)和会意(指事),是中国文化及其传承的核心。这种思维形态被熔铸在汉字里,令其成为种族灵魂的载体,以及最重要的民族精神资源之一,应被视为中国人的第一发明,其价值远在“四大发明”之上,却不仅被李约瑟所忽略,还因文字改革而遭到严重毁损。
百年以来,汉字始终面对着被消灭的危机。陆费逵、钱玄同首倡“拉丁化”,瞿秋白怒斥“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还有人高调痛批“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和“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绝大多数苏联乃至西方汉学家,都视汉字为落后的象形文字。本土激进知识分子的“汉字拉丁化”倡议,获得了来自全世界的响应。
这场文化喧嚣终于在1956年成为现实。从1月份起,仅两个月时间,《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就倾巢而出,其中拼音方案的目标,是推动扫盲识字运动,待时机成熟后再废汉字以代之,而简化字则是汉字被取代前的过渡形态。但这种简体字方案,正是急功近利年代的畸形产物。就在简体字方案出台后不久,经济大跃进便盛行于中国,跟文化冒进浪潮呼应,俨然一对亲密无间的孪生兄弟。
简体字推行者声称,简化字减少繁体字笔划,加快书写速度,减少繁体字数量,降低认读难度,由此为扫盲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尽管简体字扫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盲,但中国大陆的文盲比例,却仍远高于繁体字的港澳台,这个有力的“实验证据 ”,令“简化字扫盲论”成为一纸笑话。
部分中国文字确有过于繁复之弊,如“龜”字多达17划,不利于学习书写,需要作适度简化,而1956 年的方案,也提供了部分简化成功的案例,如“礼”、“尘”、“从”、“众”和“垒”等字。但就整个方案而言,简化的数量和程度都已越出合理边界,以致传统汉字及其文化密码都遭受重创。
以中国之“国”为例,繁体“國”字包含着明确的国土定义:将一个区域用围墙圈定起来,便是国家。其字形以会意兼形声方式构成,包含着最简洁明快的文化密码,简化为“国”之后,以围墙包裹一“玉”,空间体量发生急缩,可以解释为盒子,而跟民族国家之“国”失去语义关联。“中华”之“華”,是枝繁叶茂之象,要是简化成“花十”,仍有花繁树茂之意,符合传统的会意原则,但简化方案却将其弄成“化十”,丢失了会意的智慧与神韵,令原有语义荡然无存。“漢”字描述水泽草木丰茂之象,被“又”旁取代后,也变得毫无意义(“又”形滥用,正是简体字的一大弊病)。这种文字乱象,从国名开始,一直扩散到民族记忆的深处,成为引发文化衰败的符号种籽。
在古文明信息、东方感性逻辑及其本土精神结构的解构上,简体字无疑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它制造古代典籍的阅读障碍,并阻止了自然有效的文化传承。但另一方面,简体字也意外地暴露出某种社会预言的特异功能。“陸”的叠土形被改为“击”而成“陆”,恰好象征着多年来人们互相攻击的阶级斗争怪象;“愛”字惨遭剜“心”之痛,成了社会日益“爱而无心”的深刻谶语。这种状况在消费时代并未获得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起来。简体汉字犹如精密的寓言,预见了社会道德状态的剧变。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文化复苏(有人称为“文艺复兴”)已经成为中国公众的急切愿望。而要推进这一修复运动,必须首先纠正简体字方案遗留的弊端。在我看来,应当举行公共投票以决定是否恢复繁体字,而在此之前,采取下列过渡性举措,乃是古文字拯救的当务之急:1、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应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2、要求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3、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的简化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惟其如此,繁体汉字才不至于沦为惨遭遗弃的“历史文化遗产”。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1月,发表时因篇幅限制有所删节,本博发表的是为删节版)
本文题图:王羲之《兰亭序帖》(摹本)
杰夫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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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背景资料:
去年10月“国际汉字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之后,韩国《朝鲜日报》刊载消息称,为预防东亚国家因使用不同形状的汉字产生沟通混乱,由韩国领头,中、日、韩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制作5000-6000个以繁体字为基础的常用标准汉字。这一消息随即被与会的中方代表否认,提出“简体字”是中国的法定文字,不会轻易改变。中韩汉字“繁简之争”方兴未艾,又有网民热炒韩国学者提出的汉字“申遗”说。
汉字“申遗”其实在韩国已经热了一年多,前年 10月10日的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首尔大学历史教授朴正秀说,经过他十年研究和考证,认为是朝鲜民族最先发明了汉字,后来朝鲜人移居中原,把汉字带到了中国,才形成了现在的汉文化。他将建议韩国政府理直气壮地恢复汉字,并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一篇发表在一个汉语研究的英文网站(www.chinalanguage.com)上的文章能代表不少持这个意见的韩国人的想法。这篇文章称“东夷人是韩国人,是大汶口文化的创造者。被称为‘汉字’的文字有可能是高丽人发明的”。
汉字简化过程中的十大错误(作者不详)
一、失去了表音功能
许多汉字原来是形声字,简化后失去了表音功能,而这正是汉字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点。如:
際(际)價(价)標(标)僅(仅)歡(欢)
隊(队)屬(属)劉(刘)燭(烛)敵(敌)
二、无理简化,莫名其妙
许多汉字的部首被毫无道理地用“又”字和叉代替,使优美的汉字变得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如:
鳳(凤)風(风)漢(汉)僅(仅)難(难)
權(权)歡(欢)聖(圣)對(对)樹(树)
三、割裂了整个汉字体系
许多汉字是自成体系的,常用字简化后割裂了与非常用字的联系,致使从小学简化字的人一辈子也记不住一些使用频率较低的字。如:会写 “扑(撲)” 不会写 “璞”和“蹼”,会写 “还(還)”和“环(環)”不会写 “寰”和“鬟”。其他还有:
仅(僅)谨瑾盘(盤)磐牺(犧)曦
彻(徹)澈撤蜡(蠟)猎(獵)鬣
歼(殲)纤(纖)谶伤(傷)殇(殤)觞(觴)
声(聲)馨磬罄梦(夢)懵甍
四、形体笔画比较丑陋
许多汉字原来是非常方正美观的,简化以后字形变得极为难看。如:
讠(言)钅(金)车(車)龙(龍)汉(漢)
刘(劉)华(華)长(長)拣(揀)东(東)
五、合并偏旁,字不达意
像“貓(猫”)和“豬(猪)”简化以后都成了狗类了,实在是太滑稽了。
六、同音字合并,字义混乱
汉字本来是有精确分工的,非要人为地让一个字去承担本不该它应该具有的含义。如:
后:前后皇后原本为前後皇后
发:发现头发原本为發現頭髮
面:面部面粉原本为面部麵粉
板:木板老板原本为木板老闆
七、毫无道理地将汉字进行切割,音形皆损
如:掛(挂)蠍(蝎) 槨(椁) 櫬(榇)
八、简化后出现表音错误
如:鄰(邻)賓(宾)
韵母本是in,但简化字是用韵母为ing的字作偏旁,容易让人读错。
九、有些字笔画本不多,完全没必要简化
如:減(减)涼(凉)於(于)時(时)國(国)
十、使汉字的可识别性大大降低
汉字简化以後,使原来差别很大的字变得非常相像,导致经常被人搞错。
如:鳳(凤)和風(风)厲(厉)和歷(历)
特别是“凤”和“风”,经常出现姓名中的“凤”和“风”,简体的两个字一旦稍微写潦草,就容易让人分辨不清。
Tuesday, April 21, 2009
香港有評論
鮮有訪問敝版作者的,他們有什麼話,就在自己的文章裏說好了。如今陳雲藝榜題名,獲頒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成就獎﹙評論﹚,今天舉行的頒獎禮出動特首作主禮嘉賓。陳君總不免成為傳媒的受訪對象,於是我也不避嫌,由作者與編輯的關係,來一個被訪者與訪問者的客串。
二○○三及二○○七年一連兩屆的「香港藝術發展獎」,評論一項的成就獎均從缺,今年大方頒發,為什麼是陳雲?
「有關方面沒告訴我憑什麼獲獎,但我想……唔,我多年來在報章上寫評論,講藝術資助、保育、書評、劇評、影評……拉拉雜雜什麼也有。而藝術政策評論方面,把香港文化政策做了一套系統的整理和論述,探討這個問題的話不用從零開始。」《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上卷﹚》磚頭般的書,花了十年時間作搜集資料,執筆一年多。陳雲表示,有讀者跟他說,以前與官員講文化,講來講去三幅被,有了這本書,可以skip好多廢話,不用由六七十年代講起。另一方面,他也收到社會、傳媒、公共行政科老師的回響,說起碼有一部書在手,也可作為碩士生論文研究的基本參考。
陳雲是如何煉成的?
陳雲是如何煉成的?恐怕要從更早說起。八十年代,原名陳雲根的英文系學生,在大學時代已開始投稿《香港時報》和《年青人周報》,寫風俗保存、本土文化的東西。
《香港時報》有國民黨背景的資金,陳雲說,當時《香港時報》很歡迎文史的投稿,「該報很有文人傳統,不時邀請作者雅敍,我雖然只二十歲,初出茅廬,也獲當時的編輯李彭基邀請,同桌的是陳蝶衣、卜少夫、黃康顯啊」!文史、風月以外,大家還談政事、民國舊事。陳雲記得,卜夫人喜串酒,很有中國傳統文人的古風。
《年青人周報》涵蓋影評、流行文化,「當時的作者包括朗天、仰止、曹拔等,時有論戰,針鋒相對,毫不客氣,氣氛更像一個現代沙龍吧」。他說,當時的編輯唐耀祺逢回應都會刊登,於是作者們都慣於筆戰。而每位作者都會專研一兩個學者如傅柯、德里達,或學說,如心理分析、結構主義,當時已嘗試深入討論。陳雲當時專寫傅柯有關評論,因為他同時在《開放》雜誌的前身《解放月報》寫政治評論,對社會控制和政治權力的問題較有興趣。
與《信報》的緣分,始於一九八五年。「當時把劇評投到《信報》文化版,評論尖銳的也會登,感到《信報》是個開放的園地。」
說到這裏,我在《信報》工作多年,很佩服林行止先生、駱友梅女士強調編採獨立,給予編輯和記者極大的空間。訪問可以直擊核心,也可滿紙落霞,糾纏於名人的性取向、拍拖史;編輯既可以着力於即用即棄的資訊,也可以發掘專題,提供討論,累積文化的土壤。
及後陳君放洋德國,一九九五年獲哥廷根大學文史學院哲學博士,當香港人還忙着選擇往哪裏移民,陳雲逆潮回港。不久,他的文字再出現在香港的報章上。
當上海涅、胡塞爾、叔本華、韋伯與哈貝馬斯的師弟,陳雲還要爬格子?
回港後,看着殖民地的最後餘暉,有一個問題縈繞着他,「就是回歸之後的文化身份」。記得陳雲在書裏提過,他的美國老師Dr. Louie Crew在推薦信裏寫“Mr Chin's mind has never been colonized”﹙陳君的心靈從未受殖民洗禮。﹚未被殖民的心靈,還有什麼放不開呢?
「回歸後,香港不能把中共的國民意識直接接收,要發展自己的本土文化和國民意識。」
「國民意識,就是對國家的義務,文化承擔。沒有國家也可以有國民意識,孫中山未共和已經建立『民國意識』。」
「對於香港來說,具體上要為民主中國努力,一國兩制只是緩衝期。」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聽到這番話,如醍醐灌頂。
為什麼在副刊討論,而不是直接寫政治評論?
「副刊即使較少人看,但文化是根基。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不是說『國家興亡』,國家興亡是軍事結果,文化意識被侵襲,才是危急存亡所繫。」陳雲說。
評論對社會的重要性
九十年代末,《信報》文化版編輯梁冠麗策劃「中國文化唔夠班」,由陳雲執筆上陣,對香港中學預科推出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偏頗文化意識灌輸、高壓式考試,大加批評,是近年鮮有的本土文化論戰﹙洪清田語﹚。九十年代市政局殺局,引起社會關注、文化界的討論,文化版也給予版位,鼓勵作者,包括陳雲,討論、評論藝術政策。「這個民主議會最終在我們的眼皮下消失,今天仍有人惋惜,認為在一些社區的事務上,如舊區重建,有市政局的話,可能不會這麼惡形惡相。」另外,陳雲在《信報》文化版開了懷舊散文的先河,那隻跳出井口的青蛙,為故土風物、消失中的新界農業、工匠作記,而這番行為,今天叫保育。
陳雲在他書中的序,都不忘道謝編輯,我身為現任文化版編輯,雖受之有愧,也沾了光。與他討論稿件的方向與細節,記得初為編輯,陳雲文章資料、論證力求嚴謹,但有次有一兩點我認為尚可修改,對於一位無名編輯的意見他亦坦然接受,還回郵道謝,說「所言甚善」。有時一些社會事件向他邀稿,如平安米意外,我們以電郵交流之間,一兩小時他已完成一篇論之以理,說之以義的文章﹙〈派米以禮 輪米以義〉,被邀收錄在《林行止作品集》﹚。
可見,藝評獎頒給陳雲,藝發局不囿於藝術作品的評論,而是從更宏觀的角度看藝評。陳雲現在偶有寫劇評書評,他認為藝評的重要性在哪裏?
「作品的欣賞和經典地位,來自評論家的賞識和評論群體的公認。沒有金聖嘆評《水滸傳》,《水滸傳》只是通俗小說。沒有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一九○四),誰會意識到小說的悲劇性格?沒有評論家夏志清的極力推薦,誰會當張愛玲是一回事?莎士比亞的作品未在德國上演,獲得劇評家的品評,賦予深刻意義之前,莎翁只是一位英國通俗劇作家。說得最淺白,七十年代香港的電視劇空前進步,也是因為報章廣泛評論電視,有專門的電視評論園地。電視劇也有嚴肅評論?嚇壞人啊!我研究香港電台的剪報檔案,發現早年《獅子山下》的演出,經常與電視評論互動。有了這些評論,港台才感受到文化界的重視,自我反省,有勇氣探索寫實主義的電視劇。」
但香港報章的副刊,以給讀者潮流、消費推介為己任,重資訊、輕評論,娛樂版動輒幾十頁,但有多少報章刊登藝評呢?
「報紙老闆限制讀者的想像力,也就是限制自己荷包的想像力。現在的報章副刊,很多走上介紹消費、推銷品牌、甚至比較價錢和提供消費情報的歪路,以為這樣就可以取悅廣告商,誰不知忠誠的、有見識的讀者才是報紙的最大後盾。不要貶低顧客的水準,說顧客只是懂得這些。這樣,無疑你的工作容易做,但顧客只會流失,甚至流出香港!香港的創意工業,就是被一群水平低、私心重,又亂點老闆的人搞壞的。」
不進則退 風流雲散
「香港的政治評論及文藝評論的版位,在回歸之後急劇萎縮,顯示香港社會在現代化進程的危機。溫家寶總理說的『不進則退』,雖然是說經濟金融範圍,但社會文化範圍,更是觸目驚心……。」
因為評論的緣故,敝版有時被人覺得「老餅」,其實很多藝評人如劉偉霖、李世莊都是二十來歲、三十出頭,難道有獨立思考、批判能力就會被視為「老餅」?
看陳雲的文章都知道,他就是這樣一個老實人,不迴避問題的核心。然而,香港社會中說他偏激的、當他自說自話的、不明白他的文章、批評他的聲音也不少。
有一回,我跟陳雲說,那鐵屋子還在,但吶喊的聲音已被消融了。「是呀,現在鐵皮屋子還更牢呢。」像陳雲這樣不時嚷一嚷,又會讓多少人警醒呢?
「有幾十個讀者就夠了。」
他說,也不是那麼悲觀的,他收過不少讀者的來信,分享文化、保育的問題,如九龍城寨、天星等,還有遠至南洋華僑的信簡,跟他談當地的政治、文化。其中有一位讀者,不時以工筆小楷來信,幾頁信紙,洋洋千字,與他分享民初政事、談五四精神,更點出陳雲思想脈絡的轉變,「香港的中文報紙,只有《信報》有這樣的讀者,他們代表一個文化階層,即使裝點,仍要留住這些讀者,他們是關鍵的少數,是作者的精神支持,起着鞭策的作用」。
「五四」九十周年前夕,我也想到前人,《新青年》、《良友》的編輯錢玄同、趙家壁等,時移世易,風流雲散……。
記者 周淑賢
Monday, April 20, 2009
朱大可 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
就在胡风先生宣称“时间开始了”之际,“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乌托邦梦想,燃烧在整个中国,而汉字是这场“文化高烧”的首席目标。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 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1960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
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并给民众留下巨大的创伤记忆。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 ”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显示其政治纯洁性,他们做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1972年以后,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作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在极端纯洁的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简体字本。它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这种经过简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识形态的重大隐喻和谶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而由“陸”成“陆”,则预示着阶级斗争(“击”)和内讧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 “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把它们变成一堆可笑的杂碎。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则。
这断裂直到1977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而简体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这一文化妥协重塑了简体字的面容,使它看起来显得十分无辜,犹如一个道德纯洁的杀手。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阻止着传统文化复苏的进程。
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新简体字世系甚至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80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华夏文明复苏的坚硬屏障。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剩下唯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经死于那场大跃进的狂欢。
(附识:繁体字的正确叫法应当是“本体字”,而简体字则应当称为“毛体字”。但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这两个约定俗成的名词,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这种不当的称谓)
2009年4月1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15日
Friday, April 10, 2009
珍惜中文(作者:Y.T.)
2008-03-23 14:17:18 来自: 倉海君 |
Thursday, April 9, 2009
2分钱文学的起点
每天保持更新至少3000万字,每天新增注册用户2万人,每秒钟就有3条评论。这些数字展示的是纯粹靠每个用户鼠标点击一下下堆积起来的文学网站现 状。整个中国互联网界始终没把陈天桥的盛大当回事,即便他闪电战式地收购新浪19.5%的股份,在2004年到2008年陆续破费超过5000万元现金收 购3家原创文学网站,他依旧被冠以中国网络游戏大亨的头衔。可事实上,陈天桥一直将迪斯尼挂在嘴边,一直筹划将盛大发展为互联网时代的综合娱乐中心。
主笔◎尚进
2分钱文学的起点
《互联网上的中国作家》,《时代》周刊在3月初写了一篇叙述中国网络文学的文章,尽管这篇Jessie Jiang和Simon Elegant合写的报道只注意到了已流行多时的《鬼吹灯》等盗墓小说,可中国互联网文学创作的繁荣,却确实让美国互联网界吃惊。很难想象,在美国互联网早期就出现过的免费网络文学模式,居然可以在中国以商业运营的方式生存,而不是流行拷贝自Facebook的社交网络。
痞子蔡是谁?对于“80后”为主体的网络文学读者,20世纪90年代痞子蔡写作《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创的中文网络写作先河,已是留给文学史研究者的考 古作品了。现在中国互联网上独树一帜的网络写作环境,已经捧红了从萧鼎的《诛仙》到天下霸唱的《鬼吹灯》,至少三批网络文学作家。最早玩网络文学的宁财神 和李寻欢早就过气,只能攒剧本去了,眼下最热的网络文学作者叫“我吃西红柿”,他很有可能成为2009年中文虚构类写作的最大赢家。这位被起点中文编辑们 简称为番茄的作者,始终是谜一样的人物,他在最近两年写作的《寸芒》、《星辰变》和《盘龙》3个长篇,几乎每月都稳居各大搜索引擎排行的前十位。按照起点 文学作者的稿费支付模式,保守估计,这位“我吃西红柿”每年从起点中文网拿到的分成收入就接近200万元。尤其是他写的玄幻类题材小说《星辰变》,被盛大 游戏部门看中,仅改编网络游戏的版权许可费就高达100万元。除了起点中文网负责汇款的财务,几乎无人知晓“我吃西红柿”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85后 ”,拒绝参加一切抛头露面的活动,甚至起点中文网组织的白金作家聚会,“我吃西红柿”也一再拒绝参加。“这些作者非常低调,大多数都以网名方式给自己的作 品署名。”盛大文学首席执行官侯小强解释道,“与传统写作者热衷写作的荣誉感不同,现在在互联网上写作的人更务实,在他们看来,抛头露面的那点应酬时间, 还不如在家写几千字。很多读者都是订阅他们的连载作品,像这个‘我吃西红柿’每天至少写1万字。”
之所以这些热门网络文学创作者每日拼命写作,生怕人气热度下降,很大程度上与盛大文学主导的网络文学商业模式有关。目前这些文学原创网站跟写作者之间 保持两种付酬模式,一类是按千字20元到几百元不等的谈判价格,买断作品,不管看的人多少,写作者拿固定收入。再一类就是拿分成,作者和网站对半分账;只 要每个月作者写作字数达到6万字,还可以每千字拿4厘钱的一次性完本奖励;一旦成为排行榜上的热门,还可以再拿到一笔额外奖金。基本上一位作者只要每天更 新3000字,并且保证稳定的读者群,每个月靠网络写作赚1万元并不难。对于那些已经靠2分钱分成模式尝到甜头的作者,保持自己写作状态和吸引稳定VIP 读者订阅才能保住稳定收入,商业因素无形中影响着他们写作发挥的方向。在盛大文学首席执行官侯小强看来,网络文学的读者并不苛求文笔多么细腻,更多需要阅 读知识性和故事结构的刺激性,目前起点中文网上39.4%的玄幻题材、13%的武侠仙道内容、7.8%的游戏竞技故事,足以说明商业力量牢固地左右着网络 文学的走向。
而起点中文网、晋江原创网和红袖添香三个盛大文学旗下的网站,自身又有一套稳赚不赔的商业规则。一般在这些文学网站发表的小说,前面15万到25万字 都可以免费阅读,后面章节则按照每千字3分钱收费,普通付费会员只要阅读数量和回复评论足够多,很容易就可以升级成高级会员,享受每千字2分钱的优惠。而 与作者对半分成就源自这2分钱,真正可以再拿4厘的完本奖励,仅仅是少数热门作品才可以享受的。而整个起点中文网每天平均新增申请作者1100人,即便其 中有一半人是老作者的新笔名,每天更新3000万字也摆在那里,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更新的文字都能拿到分成后的1分钱阅读付费。起点中文网的版权管理部总监 朱佳一再表示:“从点击角度看,基本每部作品每月都有点击,只是多少问题,整个盛大文学三个网站62%的注册用户平均在线时间60分钟,VIP用户每次充 值50元,基本上在一个月之内消耗掉。”可目前网络文学的商业盈利比例,依旧接近传统商业流转领域的“二八定律”,只有少数作者真真正正拿到了大笔分成收 益,大多数人只是分到了有限的稿费。即便如此,2008年还是有1400多位作者从盛大文学拿到了过万元的稿费。
可别小瞧这千字2分钱,按照侯小强在采访中提到的估算,盛大文学旗下三家网站,仅充值消费每天就接近25万元,2009年依靠2分钱堆积的方式,营业 额有可能过亿元。这还仅仅是盛大文学线上消费的收益,除此以外在三家文学网站上,还有很大一部分广告收益,众多快速消费品品牌都很认可网络小说读者的阅读 黏性,纷纷在网页上投页面广告。按照2008年整个盛大文学广告部分的收入比例计算,2009年网络文学额外的插入广告还可以再创造1500万元收益。除 了这些目前可以为盛大文学带来现金流的业务模式,将网络文学转卖版权给传统出版社,也正在成为新的商业增长点。近两年起点中文网作品出版的实体小说超过 3000部,总发行册数3000万册。侯小强上任盛大文学首席执行官以来,极力扶持这些网络作家向传统出版界渗透,他解释道:“我们并不强求出版社的牌 子,我们很希望网络文学的作品可以印成书,除了可以延伸网络文学的传播深入,还可以让写作者再拿一笔版税。”
陈天桥的平台盘算
盛大作为网络游戏代理机制的最早受益者,绝对最早领悟到了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真谛,每小时只需要几毛钱的付费就可以在网络游戏上砍人,与目前起点中文网 的付费阅读机制并无差异。更可怕的是腾讯QQ对陈天桥的影响,Q币与2分钱付费机制是那么近似,网络消费者根本不在乎如此小额度的消费,可两亿多网民的庞 大潜在用户基数,让2分钱有着惊人的利润空间。之所以拉来侯小强出任盛大文学的首席执行官,很大程度与侯小强操控新浪博客的经历有关,网络文学完全可以被 抽象理解为长篇博客写作,只要调动好写作者的积极性,网络文学根本不愁没有利润。实际上,目前中国互联网除了网络游戏,只有形成平台效应的公司,才真正能 保证长久的发展,能称之为平台的也不过腾讯和阿里巴巴,盛大文学恰恰就是陈天桥心目中的平台试验。就像当年他押宝开发盛大盒子,图谋打造游戏机加多媒体娱 乐中心的硬件平台一样。
日本手机小说《恋空》的成功,几乎给陈天桥的文学平台思路提供了可以直接模仿的样本。“日本‘拇指文化’极度发达,全民都很依赖手机,《恋空》这部在 手机上创作的爱情小说累计点击有2672万人次,至少网罗了1200万名忠实读者。”侯小强很是兴奋地说,“日本主流手机屏幕并不是特别大,以年轻女性为 主的阅读群却很痴迷,后来印刷出版的集结小说销量达到了140万部,同名电影票房突破40亿日元,马上还会有相关音乐唱片发行。”无疑,中国3种3G标准 的手机,注定是盛大文学作为互联网平台效应的试验田。在2009年3月初盛大文学旗下的红袖添香网站就进行了手机文学尝试,一项名为2009移动阅读计划 的无线版权自助结算系统投入试用,参加这项计划的网络文学作品都直接按照中国移动等运营商提供的作品收入数据与作者进行分成,除了让2分钱稿酬累积计算更 透明外,更强化了手机作为阅读平台的示范效应。当问及是否会模仿亚马逊网站Kindle电子书的商业模式,以硬件制造的方式实现盛大文学内容的网络销售, 采用类似苹果iTunes音乐商店99美分一首MP3下载的商业流程时,侯小强否认道:“干嘛还费劲造硬件?美国人那种贩卖iPod搭音乐的方式,依旧得 依赖于唱片商的授权,可网络文学比他们简单得多,都是签约网络作家在互联网上创作的新作品,商业模式越简单越好。”
作家犹豫、搜索引擎讨厌和尴尬的续集
“我意识到所谓网络文学可以是多么严肃又富有创造性,传统书籍出版之前得经过三道编辑,要花上数月时间,而网络文学只要点击一个按键,就几乎能同时供 大众阅读。”这是《时代》周刊采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的说法,2分钱文学的商业杀伤力,已经让传统纸张体系的作家们心动。侯小强上任之初就拉来了海 岩、都梁、周梅森、兰晓龙等17位作家跟起点中文网签约,几乎整个传统写作圈子都被他梳理了一圈。他对此解释道:“传统印刷出版模式的写作者并不排斥网络 文学,很多人都有意向在起点中文网上发布最新作品,但是很多人还是有他们的顾虑,担心自己的作品并不能获得网络读者的欢迎,担心网络发布的分成收益还不如 传统出版社包销几十万本的收入。相对余华和王朔更敏锐,他俩都明白互联网作为文字传播发行渠道的优势,并且都打算在今年尝试网络写作。”
盛大搭建的这套网络文学商业模式也并不是无懈可击,搜索引擎就让盛大文学的管理层很是头疼。由于网络文学的文字介质特性,技术上Google和百度可 以任意抓取文字词汇,阅读者只要利用适当关键词,完全可以跳过盛大文学的付费阅读机制,免费看到本该付费的章节。侯小强很无奈地说:“去年我曾经就盗版问 题给李彦宏和李开复写了信。百度态度还算积极,他们COO表示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盗版问题,李开复则反应迟钝得多,一直推托,直到2月份我们对外宣称准备起 诉Google,李开复才明确对盗版进行技术屏蔽。”即便Google和百度摆出了合作的姿态,依旧可以在搜索引擎上找到大量付费阅读内容。除了搜索引擎 难缠,一些个人开设的小网站,疯狂抓取网络小说,也在悄悄挖盛大文学的墙脚。福建云霄阁网大量复制起点中文拥有版权的1339部网络文学作品,经过几个月 的诉讼,云霄阁的两位负责人被送进了班房,并且还得缴纳10万元罚金。类似的杀鸡骇猴远远不够,在侯小强看来,必须堵住网络文学被盗版的口子,只有保护好 原创版权,才能维护良性的写作生态。盛大文学为此在2008年末提出了零容忍的口号,特别设立了20万元反盗版基金。
而与搜索引擎和盗版比,网络写作先天上的不确定性更是定时炸弹。针对起点中文网上“我吃西红柿”撰写的热门读物《星辰变》,同为网络文学爱好者的寇彬 和李亚鹏很是痴迷,他俩沿用《星辰变》的人物结构,2008年4月开始在百度贴吧义务写起了《星辰变后传》,此后被推行免费网络文学的读吧网看重。寇彬和 李亚鹏把《星辰变后传》搬到了读吧网上,并且使用“不吃西红柿”作为署名,这自然让起点中文网很气愤,在起点中文网与这两位义务续集作者多次交涉后,寇彬 和李亚鹏被起点中文网给招安了,盛大文学还公布将举行《星辰变》同人征文大赛,正式重金悬赏《星辰变》的续集。可这并不能终结读吧网上《星辰变后传》的更 新,没了寇彬和李亚鹏,读吧网找来其他网络作者继续更新《星辰变后传》,一时间起点中文网与读吧网都有各自版本的《星辰变后传》在更新,作者署名都是“不 吃西红柿”。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3期
Wikipedia创始人访谈
今天,我读到一篇Jimmy Wales的最新访谈,非常地赞赏。
2001年,当他决定创办维基百科的时候,所有人都感到太疯狂了。办一个网上的百科全书,访问者可以自由编辑,连注册也不需要,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目标是整理和呈现人类所有的知识。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8年后,维基百科成为了地球上第7大网站,单单英文版就含有280万篇文章,是大英百科全书的5倍多。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维基百科的生活,已经无法想像了。
下面就是这个访谈的摘译。
我翻译此文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大家可以了解一些Wikipedia的动态;另一方面,我想请大家看一看,人家具有怎样的胸怀和眼光,想要创造的是一番怎样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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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edia创始人Jimmy Wales访谈
日期:2009年3月
译者:阮一峰
原文网址:http://www.bigoakinc.com/blog/interview-with-wikipedia-founder-jimmy-wales/
问:技术在不断发展,你预测到2020年,Wikipedia会有什么变化?
答:Wikipedia其实不是技术革新,而是社会革新。它需要的所有技术工具,在1995年就都存在了。新技术的发展,对Wikipedia的基本形态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问:Wikipedia是否会增加视频材料?
答: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视频的开放式编辑。我认为,文字的灵活性比视频好得多。视频材料一旦拍摄完成,剩下能做的事就很有限。
问:有一个作家抨击Wikipedia,他的论据之一就是,“哈利波特”条目的长度居然超过“哈姆雷特”。你怎么看?
答:我不觉得他的批评令人信服。“中国”条目的长度可能都超不过“哈利波特”,但这是因为“中国”条目只是一个概览,更多的内容都在各个子条目中。如果你觉得一个条目太长,你随时可以用剪切和复制,创造一个子条目。
问: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教授规定作业中不得引用Wikipedia,违者一律扣除5分。你是否同意,Wikipedia还不够可靠,所以不能在学术性文章中引用?
答:如果我是大学老师的话,我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
事实上,我不仅不许你引用Wikipedia,连大英百科全书也不许引用。因为不管百科全书写得多么好,它都不是用来引用的。它只是提供一个学习的 起点,告诉你一些背景知识,帮助你认识问题,并不能取代原始材料。学生正确的做法是,读完百科全书中的介绍后,再去读原始材料。
问:2007年,Wikipedia决定为所有外部链接,添加“no-follow”属性。这引起了巨大的反弹。我想问一下,这种做法对防止spam是否有效?你觉得未来会恢复回去吗?
答:事实上,我是反对添加“no-follow”属性的。最后,只是因为Google的工程师Matt Cutts不断劝说,才勉强同意。直到今天,我都不确定这种做法是正确的,毕竟Wikipedia的使命是服务公众,而且我们的外部链接都是经过精心审查的。
但是,另一方面,以前我们不用“nofollow”的时候,总是有一些所谓的“SEO”专家,想尽办法利用wikipedia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我的感觉是,“nofollow”为我们减少了一些麻烦。
问:去年你们募集600万美元的经费很辛苦,有没有想过在wikipedia上放置广告?
答: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人提议,Wikipedia应该接受广告。这种提议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还是持反对态度。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放置广告,但是目前不太可能出现。我希望将来也不要出现。
我的观点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将Wikipedia视作世界的基础设施之一,而不是互联网上的一个竞争性组织。Wikipedia并不仅仅是一个网站,而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是人们心中潜在的价值观的一部分。我们想把它散布到每个人的心中。
我们考虑问题,不是只考虑下个季度、下一年、或者未来5年,我们考虑的是长期发展。Wikipedia应该怎样做,才能在未来50年~100年中,对整个世界最有利。
我们竭尽全力,确保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到高质量的信息。地球已经很拥挤了,未来的这个世纪还会更拥挤,人类需要和平和合作地生活在一起。我 们需要保障个人的权利,需要政治家做出理性和客观的政治决策,需要传播文化、艺术和情感。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责任。如果我们为了短期的收入,在 Wikipedia上放置广告,这并不一定有利于达到我们的目标。(它也可能会有帮助,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慎重。)
问:2009年募集600万美元经费的任务,实现起来会不会比2008年更容易一些?
答:我们的访问量每个月大概增长4%,所以我想应该更容易一些吧。因为下一次开始募捐的时候,从访问量上看,我们的规模比上一次大了68%。
问:你为Wikipedia设定了宏伟的目标,远远超过了百科全书本来的角色。你真的觉得Wikipedia可以改变人性吗?
答:如果我们做好这个项目,我们就为世界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人们从Wikipedia上得到了清晰的解释和足够的信息,这使得他们可以更理性和客观地思考问题。
(完)
Monday, April 6, 2009
失书记
朋友搞書展搞了好幾年。與困處室內人聲鼎沸的官辦書展不同,他喜歡在露天空曠處曬書,任一家大小如遊園般地穿逡其中。白天在上,足下綠草,所以不叫它書展,但稱之為“書節”,意思很好。
去年書節,朋友又想出了新招,請幾位讀書的名人公開所藏,拿十本“對我最有意義的書”出來展示。蒙不棄,忝列名人,於是挑了又挑,乾脆湊足十一本給他。兩個月後,這事早就結束,不見音訊,就打電話去問。錄音留言又過兩日,再直接找上吾友查詢,這才知道那十一本書聯同其他人的藏品一併給人盜去了!朋友當然很愧疚,但他底下的人大概覺得無所謂,要一再催促之下才給我一張失書名單,並保證替我一一購回。
購回?我想他們大概不太知道什麼叫做“對我最有意義的書”吧。德里達有本悼友文集,書名改得好,《死亡,每一個世界的消逝》。同樣地,每一本書的失去也都是一個世界的消逝。
收到部分償書之後,就更證明了我的擔憂。且看柏拉圖對話集之《蘇格拉底的申辯》,我失去的那本是上世紀古典學名家柏奈特(John Burnet)翻譯的《Euthyphro,Apology of Socrates,Crito》,英文希臘文對照。與他們替我補回的那個今人新譯版根本是兩回事,這是不懂行情。再看《胡適文存》,我那四卷本是民國七十二年的翻印,不算什麼好版本。可原書精裝四冊,朱紅封面,是伴我多年的啟蒙書,如今獨遺首冊,又能去哪里尋回呢?《百年孤寂》英文版當然買得回來,然而我借出的是2006年英國Folio Society精印重制,裝幀雅致,插圖秀美,雖非簽名首版,其價值也非一般市面通行者可比。
其餘各書若非昔年師長贈賜,就是別有故事。比如說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是我在柏克萊一家老書店買的,這家令人難忘的老店現在已經停業了。那本周作人編的《明人小品選》,曾經塞在背包裏伴我走過長江蜀道,旅次中不時翻閱輒有所得。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當年我既沒聽過這位大家也不知道這部名作,但在洛杉磯的陽光底下,商場噴泉反照出的彩虹旁邊,書的欲望之城Isidora的甜美清泉與明豔色彩卻實實在在地改變了我對文學的看法。書中的折痕,字行間的畫線,這一切全都消失了。每一本書的失去,都是一個世界的結束。
生氣嗎?我當然生氣。還好我重讀鄭振鐸的《劫中得書記》(新近收集在臺灣大塊文化出版的《失書記》),乃明白失書亦有大小,我的小小損失比起鄭先生的劫難真算不了什麼。
任何失書之人都該看看鄭振鐸先生的《失書記》,乃知失書有大小,自己的珍藏盡散為小,整個文化的泉源斷絕是大。所以止庵在《失書記》的序文裏說:“我讀《史記》,見《儒林列傳》所雲:‘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于齊魯之間。’每每感動不已。”因為這段話說明的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一種精神傳統,不忍往聖所傳盡散於吾輩之手,故有興滅繼絕之志。
伏生一介書生,以身犯險,最終雖“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然而就是這二十九篇使得齊魯之地重新得聆古人之,奠定了漢儒乃至於後來整個中國思想傳統的基礎。當年伏生把書藏在牆裏,本是件多麼不起眼的小事,可是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它又是個多麼偉大的成就呀。更重要的是就算伏生也料想不到他偷偷藏起來的那些書日後竟有這麼大的影響吧,他就只是憑一股感覺,一股不忍之情,把那些書埋在磚土之中,再看它們漸漸消失眼前,也不知日後自己身在何處,不知它們是否還能重見天日。但這一刻,他唯一要做也唯一能做的,就是讓這些前人的遺產避開秦火,期諸後人,交托歷史。
鄭振鐸先生是位大藏書家,一生努力考掘中國俗文學史,編輯過的書刊不盡其數,翻譯了《國際歌》的歌詞,發明了“漫畫”一詞。可是就像止庵兄所說的,他畢生最大的成就或許還是在抗戰期間搶救文獻的艱難工作。
都已經是什麼時候了,人家要不是棄筆從戎,就是寫些鼓舞士氣的愛國文章,一生愛書如癡的鄭先生卻還在收書藏書。眼看國家將亡,同輩友人也多不瞭解他到底在幹什麼,覺得他無聊。可是鄭先生一方面看見許多珍稀古籍正不斷流入外人之手,覺得以後中國人竟要到了外國才看得見中國書是荒謬的奇恥;另一面則不斷目睹戰火之中被焚成紙片的文獻飛舞成灰,他如何不慌,如何不急?
於是他放棄了自己的藏書計畫,轉而為國收書。“我甚至忘記了為自己收書。我的不收書,恐怕是二十年來所未有的事。但因為有大的目標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乾乾淨淨”。一開始靠的是個人力量,和北方書商搶書,人家背後要不是財雄勢大的外國圖書館,就是正在搜尋各地方誌的日本人(鄭先生認為這些日本人有戰略的野心,目的是規劃行軍路線和未來的長期統治),他怎搶得過人家呢?有一回他在市面看到一堆好書,也不管阮囊羞澀,硬是全部要下,“時予實窘困甚,罄其囊,僅足此數,竟以一家十口之數月糧,作此一擲救書之豪舉,事後,每自詫少年之豪氣未衰也……然予力有限,豈又能盡救之乎?戚戚於心,何時可已!每在亂書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實類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瀾於既倒者複有誰人乎?”
Thursday, April 2, 2009
喧嚣城市的孤独
我們很容易就會感到羅志華的死其實是一個象徵,象徵我們的過去,如果不幸的話,甚至象徵我們的未來。一個結業書店的老闆,後來已經走到了連流動電話費都付 不起的地步,大年二十八獨自在擁擠狹小的貨倉清理藏貨,被意外墜下的書籍層層地壓住,死去。幾天之後,開始有臭味傳出,但左右鄰戶尚不能確定它的來源。再 過十天,氣味漸濃,才有人破門而入,發現他的遺體埋在書堆之下。
朋友立刻想起了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我們都很喜歡的一本小說。主角是個處理廢紙的工人,三十五年來每天要壓毀無數書籍文獻,外表骯髒的 他竟然在這三十五年飽覽群書,遍讀遭到極權政府禁制的經典,成了一個學問極大的人。他最後的結局是走進壓紙機,抱心愛的詩集,讓機器的沉重書籍漸漸壓斷自 己的肋骨……
我們的二樓書店。那個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逛書店的路線圖,到了港島,灣仔的“青文”一定是核心。我後來也沒再見過這樣的店了,馬國明開的“曙光”專 售英文書,與後期由羅志華主理的“青文”共同佔據巴路士街樓上的一個狹小單位,一間書店其實是兩間書店。一開始我總是光顧“青文”,“曙光”看看就好,英 文書我還買不起。而“青文”曾經是詩集最多的一家店,店面雖小,文學書的種類倒是很齊全。這些書後來一直沒怎麼動過,十年,二十年,它們還在。店面成了貨 倉,乃一家書店開始朽壞的形象。漸漸地,我一進門就往“曙光”的方向走,總是抱了一堆書出來才覺得內疚,好像有責任要幫羅志華買點書,不管是否重複,不管 是否喜歡,我還是得捎走幾本書才好。現在的“二樓書店”只是名詞,真正的樓上書店甚至已經搬上十一樓了。
我們的八十年代。那個時候大陸文化熱,金觀濤的“走向未來”與甘陽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兩大叢刊書系不只衝擊了整片神州大地,也讓我們香港讀書人看到 了一絲希望。而臺灣正是解嚴前後,各種思潮風起雲湧,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方興未艾,民進党還是股青春的民主進步力量。當年的臺灣出版物紀錄了這一切,總是 叫我們大開眼界。至於香港,新左餘威猶在,新文化人與年輕的本土學人正吹歐陸風,傅柯、羅蘭巴特、阿爾杜塞乃至於後現代主義一股腦地進佔了主流報刊的專欄 角落。“青文”是這三種勢力的流地,去“青文”和“曙光”打書釘,簡直是進步知識份子的身份標識。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六四”結束了十年的中國新蒙運 動,陳水扁束縛了臺灣的民間力量。香港?新文化人都轉行了,曾經是華文世界第一本傅柯專論作者的邵國華跑去開辦《Yes》。
我們的文人出版。“青文”人不多的時候,羅志華就在收銀機旁編書校對。他出版了陳雲回港後第一本專欄文集,出版了游靜、陳冠中、丘世文、羅貴祥……叢書的 名字很有氣魄,叫做“文化視野”。每次見他,他都說最近實在太忙了。如此細小的生意,小到我不知該不該叫它做生意,究竟有甚麼好忙的呢?可是看起來他又真 的很忙,永遠坐在收銀機旁吃飯盒,一副動彈不得的模樣。只有一次,他問我有沒有空去樓下吃飯,但那天輪到我忙了,我趕去錄電視節目。某天,我看見他正在大 量影印甚麼,竟然是一本詩刊,“反正賣不了多少,還不如自己影印,每期出個二三百本,賣完就算。如果還有人要,我就現場再印一份給他”,他說。
太多太多的象徵意義,象徵太多太多的孤獨與失落。我寧願記住一些具體的個人的事,但又不敢。
“青文”的最後一天,馬家輝來電,叫我去幫忙關門收檔,我又要錄節目,去不成。後來再聽見羅志華的消息,是朋友從他的貨倉那買來一套書贈我。呀,竟是中國 美術史權威高居瀚(James Cahill)的《氣勢撼人》與《隔江山色》中譯本,硬盒精裝,插圖印得比英文原版還精美。我第一次在“青文”看見這套書是八十年代,雖然一見就喜歡,但 一個窮中學生又怎買得起呢?只好由它消失。十多年後,它居然神奇地出現在羅志華座位後的櫥子上了,很高很沉……原來他見無人幫襯,就收了起來,最近才又重 新搬回來碰碰運氣。我有錢買,卻又嫌重,遂請他替我留。留、留,我一直沒有去取。
朋友知道我喜歡,在他的貨倉閒逛時看見了就說要買。羅志華就對他說:“這套書我本來要留給梁文道的,也不知道他甚麼時候過來拿。這樣子吧,你就先買,我立刻再訂”。後來我還怪朋友為甚麼不說穿,省得羅志華再訂,難道我真得去多買一套嗎?
知道羅志華的死訊之後,我努力地抑止自己,要自己別去想他死的過程。他是清醒的嗎?他是立刻窒息?還是在不得動彈的情況下等待了幾天幾夜?我好怕好怕,我 好怕那堆書有兩本巨大沉重的《氣勢撼人》與《隔江山色》。羅志華,你真的為我再訂了那兩本書嗎?羅志華,我該甚麼時候過來取書?